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随着互联网力量的不断介入,公民参与的内涵和形式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本文以大学生网民为例,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定量分析了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有助于扩展大学生的公民参与。在网络空间,大学生的公民参与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是网络信息获取行为,其次是网络信息表达与讨论行为,而网络行动的参与程度最低。研究还发现,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中网络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是正向的,但现实人际信任对网络公民行动的影响则为负向。     

网络社团的非制度化生存及其规制

随着网络社团的迅速成长,先天性的制度供给不足逐渐显现,网络社团在发展中面临多重困境。在严峻的非制度化生存环境影响之下,网络社团衍生出了利益大于公益、组织群体高于社会集体、个人感受重于他人感受、律人严于律己等多种乱象。归根结底,这些都是非制度化生存带来的后果。因此,需要对网络社团加大制度供给与创新,通过加强制度化管理体系、有序网络政治参与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及危机应对体系等的建设,规制非制度化生存乱象,促使网络社团不断走向成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在繁荣阶段,我国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尚没有出现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经典著作。近十年来,我国学界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的概念界定和分类、政治参与的价值判断、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和农民的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以及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等领域。当前中国一方面制度化政治参与不能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频繁发生;另一方面社会群体间政治参与具有不均衡性特征。因此,今后的政治参与研究要在科学借鉴西方政治参与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研究理论框架和体系;重视我国政治参与的不均衡研究,探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路径;加强如何理性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研究,防止公民非理性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失序;加强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和成本研究,力求减少公民政治参与成本,提高政治参与效率;重视政治参与不同利益群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推进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政治参与视野下的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是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对政治参与发挥着积极影响。当前以网络舆论实现政治参与还存在网络舆论尚需引导、非制度化参与、缺乏法律基础等多方面不足,为此,需要从引导网络舆论,构建法律和制度基础等多方着手,为公民通过网络舆论有序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政治动机、政治技能和社团参与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公民自愿模型的分析

基于公民自愿模型视角,以城市居民为例,定量分析了政治动机、政治资源和社会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动机、政治资源和社会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均影响显著,其中作为政治资源的政治技能和作为社会网络的社团参与程度的影响作用尤为显著;在政治动机包含的两个变量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中,则政治兴趣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政治参与、政治沟通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基于6159份中国公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6 159名中国公民进行调查,考察了政治沟通在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关系中调节作用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政治沟通显著调节着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2)政治沟通在调节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时,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即政治沟通状况的提升,并未显著增强政治参与对女性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但可以显著地增强政治参与对男性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探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政治参与主体行为是否符合政治系统的程序和制度,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近年来我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研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认识其表现形式,分析其原因,寻找治理对策,对于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试图从国家制度、公民文化、信息技术等方面分析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和谐社会视阈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思考

公民普遍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持续凸显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参与制度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政府主导下公民自动参与的不足及公民政治素质偏低,传统依附性文化以及新时期公民的政治冷漠等导致了越级上访、请愿、行贿、抗拒和暴力对抗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的持续凸显。在客观分析其表现与原因的基础上以治理的视角,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中,培养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员工正念与人际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同事信任的中介作用及工作关联性的调节作用

人际公民行为作为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维度,指同事之间非工作要求的一些帮助行为。已有研究发现,关系质量和网络中心性等社会网络层面的因素对人际公民行为产生影响。然而,关于社会网络之外的前因探索则相对缺少。引入心理学中的正念,探讨其对人际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信任的中介作用和工作关联性的调节作用。基于342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员工正念水平对同事信任和人际公民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信任在正念和人际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工作关联性对信任和人际公民行为的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社会网络交往与政治信任——基于JSNET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2009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调查"数据,考察了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个体网络交往和公共参与交往对居民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春节拜年网和社交餐饮网指标对政治信任水平无影响关系甚至存在负面影响,但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和社团参与程度,与政治信任水平存在正向关系。因此,发展社团组织、鼓励群众关注公共事务,是提升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的有效渠道。     

政府治理中公民网络参与的路径选择

公民网络参与作为公民参与的一种新方式,以其独特的优势在政府治理中凸显出降低政治参与成本,优化政治监督环境,促进利益表达整合等价值和意义,但又因互联网自身的特点使公民网络参与在政府治理创新中产生出诸如不均衡参与、非理性化参与和非规范性发展等不可避免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培育参与主体、完善技术机制和加强法制建设这三个视角去寻求政府治理创新中公民网络参与提升的对策和思路,从而开辟公民网络参与的新路径.     

高校体育社团社会责任对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心理契约、组织认同的序列中介作用

为考察高校体育社团社会责任对社团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心理契约和组织认同在它们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采用问卷法对高校体育社团成员进行调查的结果发现:高校体育社团社会责任能够正向预测组织公民行为,心理契约与组织认同在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中间起中介作用。高校体育社团社会责任通过4条路径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直接作用,心理契约、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心理契约和组织认同的序列中介作用。构建的多重中介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高校体育社团社会责任对社团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校体育社团重视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社团成员心理契约和组织认同,进而提高社团成员组织公民行为。     

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功能透视

当代网络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其它社会环境因素的综合效应紧密关联;它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并且非自觉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特别是在促进公民意识生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推动市民社会建构等层面上,网络民族主义发挥了独特作用。     

城市女性居民的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实证分析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选取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数据,以2849名城市女性居民为样本,描述了现阶段我国城市女性居民社会资本、政治参与的情况,并运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了该群体中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变量的前提下,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在社会资本中,对于城市女性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存在显著积极作用的是：朋友信任因子、邻里互惠因子、目的型社团因子及趣味型社团因子;对于城市女性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消极作用的是陌生人信任因子;对于城市女性居民主动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积极作用的是目的型社团因子、宗教型社团因子;对于城市女性居民主动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消极作用的是熟人信任因子、邻里互惠因子。通过对数据结果的探讨,认为提升横向社会组织的品质与优化人情网络,是提高城市女性居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     

试论当前公民政治冷漠的深层原因及消解对策

当前公民政治冷漠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经济水平不发达，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政治文化比较落后，政治参与成本高昂等。而大力发展经济，实现政治参与制度化，培育公民文化和发展网络政治参与是消除公民政治冷漠的重要攀措。     

群体决策中隐性社团组织的识别

现实的群体决策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大群体问题,而群体成员之间由于联系程度、性格、心理、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可形成不同的社团组织。社团组织的结构,特别是群体中隐性社团组织的划分及其结构无疑对决策结果有重大影响。基于决策成员之间人际关系网络构成的大规模复杂网络,运用节点相似度的凝聚算法思想,研究出节点赋权网络的社团划分新算法。该算法综合考虑节点属性以及节点在网络中的结构特性,分别反映群体决策中决策个体的知识水平及交际网络,用于识别群体中的隐性组织结构,为模拟群体观点演化过程和结果奠定了基础。     

关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实现途径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所有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也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民主政治才能真正运转起来。而有序的公民参与需要制度化的参政渠道,如果合法的参与渠道不通畅,公民参与不但会变得无序,而且可能导致政治危机。从组织构成、主要职能和活动方式来看,人民政协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方面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要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     

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保障不力、政治文化落后、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其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为破解这种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制度创新与农民工政治参与

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扩大民主加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当前农民工群体人口众多,已构成我国社会结构的第三元。但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陷于困境,家乡农村＂不愿意＂参加,城市社区不让参加,政治参与意识增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凸显。因此,制度创新势在必然,要发挥党、团、工会、妇联组织的积极作用,有步骤地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     

政治技能、职场排斥、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研究

提出职场排斥的前因后果、影响机制问题。以政治技能与职场排斥、政治技能与组织公民行为、心理控制源的调节作用理论为基础,探讨职场排斥的前因后果并提出假设。以大连和浙江地区的在职员工为调查对象,对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政治技能的和谐人际、形式机敏性以及面子经营三个维度对职场排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职场排斥对人际指向的公民行为和组织指向的公民行为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心理控制源显著调节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员工的外控性越强,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负相关关系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