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倾斜性权利配置研究——以利益和利益机制为视角

在当前社会权利配置过程中,农民群体由于自身的弱势性以及其他外部社会原因导致其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然而,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农民的正当利益为对农民进行倾斜性权力配置提供了内在的法律基础,使其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现阶段农民增收坚持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农民利益诉求。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保护必须坚持“促生原则”,即通过组织促生、经济促生和主体促生来提高农民在利益博弈中的力量,实现农民的主体作用,使农民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正当利益,从而真正实现农民权益的保护。     

对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的反思和重构————兼评新《保险法》第17条

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屡屡被投保人滥用,成为投保人抗辩保险人合法利益的“万能事由”。在我国,该项制度的范畴仅指保险条款本身,其法理基础应是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制原则。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需要重构,其基本思路是:说明对象为除“法定免责条款”之外的“权利义务条款”和“准权利义务条款”;说明方式原则上为“口头和书面”,“约定免责条款”例外;说明标准在“主动说明”时为“一般理性人理解”,而在“被动说明”时为“投保人理解”;法律后果则为“该条款不订入保险合同”。新《保险法》第17条仍需要修正,在说明对象上应排除“法定免责条款”,在说明方式上应增加对“被动说明”的法律规制,在法律后果上则应采用“不订入合同”规则。     

刍议完善公民对国有财产的权利

公民对国有财产的权利应当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经济法关于公民对国有财产的权利不仅很少,而且过于笼统和缺乏强制力。我国应当建立起有强制性的公民与国有财产的法律关系,完善公民对国有财产的权利。公民对国有财产的权利根据行使方式的不同,应当分为直接权利和间接权利;根据义务主体的不同,分为对国有资产管理者的权利和对国有资产使用者的权利;根据时间的不同,分为“事先”、“事中”和“事后”权利。公民对国有财产的权利难以通过传统的救济途径获得保障,需要建立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     

“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差异论分析

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富二代”大学生是社会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求异思维时期的必然产物。由于儒家思想中“家本位”观点，使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的模式，“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得以形成。“富二代”以其群体个性张扬的“富人”特征而与所谓“穷二代”大学生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契机

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农业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的制度设计中,应制定相关的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发挥和农业生态补偿相关重要法律法规的指导作用;充分保障社会中间层和农民的监督权利。生态补偿制度“以补偿促进环境保护”是对我国目前生态保护制度的重要补充。生态补偿制度的我国实现由传统“惩罚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向多元的保护机制有重大意义,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有重大的意义。     

浅论艾滋病对中国儿童权益的影响

从人类发现艾滋病到现阶段的二十余年时间,艾滋病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了严重危害,也给这些国家的儿童造成了极大伤害,包括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儿童和艾滋孤儿。如何有效保护而不是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尤其是儿童这个特殊群体的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和政策,加大宣传教育和干预措施,提高全民预防艾滋病的意识,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偏见,给予他(她)们尤其是儿童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孤儿更多的关爱,使他们和正常儿童一样在社会理解和宽容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论农民体育权利法律保障与实现的国家义务

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面临农民缺乏体育意识和体育权利观念、经济能力有限、时间难以保障、场地和器材严重不足、缺少体育专业指导人才等困境。从法律上审视这些困境，一是全民健身观念尚未成为体育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二是就法律性质上看，体育法仍然是体育管理法，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农民体育权利保障的国家责任。应该从根本上转变国家体育发展导向，确立民生体育观念，同时，在农民体育权利保障上改革管理法模式，树立服务型法观念。农民体育权利内在地产生了对国家义务的需求，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是国家的绝对义务。应该按照国家义务“三层次”分析方式，对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的国家义务归纳为“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实现的义务”三个层次，以把握分析和理解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的国家义务的基本结构，从国家义务的视角有利于切实保障农民体育权利的实现。     

《光明日报》“文艺生活”周刊的新诗、旧诗论辩

“新文学”的崛起,在诗歌领域迫使诗词歌赋等文体形式成为“旧文学”,并使新诗、旧诗群体分处于某种“朝”/“野”之别的体制格局中。然而,1949年后“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旧诗群体向新诗群体发起了有关合法性与文学资源的论辩。伴随着现代/传统、民族/欧化、革命/反革命等历史叙述的借用与挪用,双方展开了激烈论辩。论辩虽以毛泽东的权威意见作结,但却鲜活地折射了建国初期不同文学成分之间的竞争、妥协以及文学史内在的深刻不安。     

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司法应对——基于100个网络著作权犯罪案件的分析

基于对100个网络著作权犯罪案例样本的分析,在政策和法律双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对网络著作权犯罪惩治力度不断强化。司法实践中涉及的著作权类型多元化,重视共同实行犯罪的处罚,“以营利为目的”认定问题不再突出,重视罚金刑的适用,同时坚持刑罚轻缓化。但是也暴露出忽视单位犯罪,极少处罚帮助犯,漠视移动网络中的犯罪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应当反思解决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领域中存在的“运动式司法”和“选择性司法”现象,并提出在整体策略上应当坚持立法的“积极作为”和司法的“持重平衡”之道。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论我国残疾人就业平等权保障制度的完善

残疾人就业平等权受到最大的破坏在于对残疾人就业歧视。为消除歧视我国新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规定了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等纠偏行动机制。因这一机制存在漏洞难以保障残疾人就业平等权的实现,故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反就业歧视措施,引入＂合理调适＂、＂过度负担＂等概念体系来构筑我国残疾人就业平等权保障制度,以充分保障残疾人就业平等权的实现。     

困境与出路:交叉性视角下残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保障

以往对残疾人就业或妇女就业的讨论,缺乏对女性残障个体的关照。我国残障女性规模庞大,残障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和劳动条件权等就业权益面临严重困境。文章从交叉性理论出发,剖析我国残障女性的就业权益困境,分析我国残障女性在宏观(传统观念和法律制度推波助澜)、中观(媒体的形象控制和代际压力)和微观(残障歧视和性别歧视)层面的多元交叉压力和歧视。对此,残障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应当推动残障女性反就业歧视的理念变革,促进残障主流化和社会性别主流化;建立性别与残障双重评估立法机制,完善法律制度设计和配套措施建设;优化多元主体协同网络以谋求社会合力,切实保障残障女性的就业权益。     

家庭状况对残疾人服务模式选择的影响

利用2009年北京市残疾人服务需求状况调查数据,以1 198名残疾人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进行逐步回归,研究了残疾人的家庭状况对其服务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特征、照料资源、家庭及社区环境等因素对残疾人的服务模式选择有重要影响:残疾人多乐于选择居家服务;由子女/孙子女和配偶照料的残疾人选择机构托养服务的较少;社区服务设施状况越好,残疾人越乐于利用社区服务。     

“量体裁衣”机制与制度创新——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创新服务机制的案例分析

“量体裁衣”服务机制,是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规范化服务组织、为残疾人提供“量体裁衣”式个性化服务这一整个创新组织行为机制的浓缩与概括。其核心有两个方面：第一,市残疾人联合会通过花钱买岗位的方式,建立系统完备的专职残疾人工作队伍,由这批队伍直接承担残疾人的“量体裁衣”式服务;第二,以提供商质量的“量体裁衣”式服务为核心,加强组织管理。组织是服务的载体,服务是组织的归宿。这个机制体现了主动服务的责任意识,具有联动性、系统性、挖潜性等特点,当然它也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从总体上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是该机制成功构建的关键,这种合作也是普治的精髓。     

婚姻法应增设残疾人权益保护制度

婚姻法具有的弱者保护功能,是保护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法理依据之所在。保护残疾人权益体现了婚姻家庭的功能,符合婚姻法的特点和立法目的,体现了公平和正义。我国对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保护制度,属于立法空白。为切实保护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促进家庭和谐和稳定,未来婚姻法应当从总则和分则两个方面增设残疾人权益保护制度。     

陕北民歌传承人述论

传承人在民间文化的传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民间文化得以上承下传的主体。陕北民歌传承人即:在民众中,按照一定的血缘、地缘、业缘或其它传递路线,将自己所拥有的陕北民歌曲目上承下传的演唱者。按照传承的影响及范围,陕北民歌传承人可分为普通传承人、优秀传承人和著名传承人。其传承类型又可分为血缘传承型、师徒传承型、无师自通型和混合型四种。传承人曾经的生存境况是他们能与民歌结合的重要原因,天生优势、个人性格、爱好、努力程度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着他们对民歌本体的传承。     

俄罗斯个人资料法研究

俄罗斯个人资料法以在《自动化处理个人资料时保护自然人欧盟公约》为基础,以保护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处理个人资料时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宗旨,适用于包括非自动化个人资料处理在内的所有个人资料处理.其立法的最鲜明特色在于,以最大篇幅规定了个人资料处理人的义务,以此保障个人资料主体权利的实现,同时,明确规定了俄罗斯公民个人资料必须在俄罗斯境内保存的本地化保存要求,在作为法人的处理人内部设立个人资料专员制度.在国家监督与监察方面,创设了非独立的行政机关模式的个人资料主体权利保护主管机关,而非追随欧盟所倡导的独立的个人资料保护机关模式.     

论弱势群体奥运体育权之保护

随着国际体育运动快速发展,奥运体育权日益引人注目。妇女、儿童与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奥运体育权之保护都存在一些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社会应当以《奥林匹克宪章》和相关国际人权法为基础,大力加强弱势群体的奥运体育权之保护。     

后民法典时代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

尽管我国《民法典》第110条未明文列举生育权，但其条文内容的开放性为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提供了制度空间。生育权的正当性源于其自由价值，当下我国生育观念在保留传统家文化的同时，也基本完成对生育自由价值的吸纳。随着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公法对生育权的合理规制不构成对私法上生育权成立的阻碍。尽管生育行为须男女两性配合完成，但关于是否生育的选择本质上由个人作出，故生育权归属于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而非作为整体的夫妻。其中，即使男性在生理上无法孕育子女，但因其妻是否妊娠直接关乎丈夫的家庭规划，所以丈夫也有参与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这在人类辅助生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故男性也属于生育权的主体。生育权与身体权、健康权存在本质差异。虽然对生育权的行使往往落脚于对自己身体的支配，但正如婚姻自主权、缔约自由权早已从“行动自由”这一兜底性权利中分化出去一样，生育权也因具有极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而应与身体权区分开来。生育权与健康权的区别较为明显，前者是自由性人格权益，而后者是物质性人格权，且两者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生育权具有典型公开性，社会认知对于生育自由的重要性早已达成普遍共识；从对现有裁判文书的梳理来看，生...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利用与保护的均衡——“资源准入模式”之提出

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人格权、财产权两种个人数据保护路径不仅无法为个人隐私提供实质性保障,而且已成为制约数据利用的重要掣肘。借助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概念可以发现,所谓平衡个人数据的利用与保护实际上就是如何合理圈定数据流转范围的问题,应采用兼顾个人数据利用与保护的“资源准入模式”：第一,只有具备数据安全保障能力的企业才能收集、使用个人数据,且个人数据只能在适格企业范围内流转;第二,被收集后的个人数据以可逆转的方式在适格企业范围内成为公共物品;第三,应匹配相应的私权规则、激励规则、行政监管手段,并对接统一的数据资源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