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禁止生态倒退”的国家义务及其实现——基于水质目标的法律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环境保护法》应发挥禁止生态倒退法、生态修复法等面向的规范功能。鉴于历年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国家有义务在法律层面确认禁止生态倒退原则。禁止生态倒退原则是内生于《环境保护法》的一个隐性"未列举"原则,防止国家在环境义务和责任履行中的"越位"与"缺位",甚至"不在场"。国家环境义务维度是公民环境权益研究和实践的一次重大转换,可以成为公民环境权益研究和保障的有益补充,也是公民环境权益的间接反向证明和镜像投映。国家应完善"水生态拐点"的制度安排,避免水环境保护工作和制度实施出现"瓶颈"甚至倒退,从而促进我国环境法制(治)"拐点"的到来。     

论流域生态补偿“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基于水质目标的法律分析

当前各地实践着的流域生态补偿兼具上下游"单向补偿"和"双向补偿"的特征,并有着从前者向后者发展的趋势。但是流域生态补偿存在水质保护目标基准不明确、相应的法律后果错位等问题。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应当与水质目标机制挂钩并衔接,根据水质目标控制的不同,以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水质标准为基准,分为"强制性水质"和"协议水质",分别对应水环境负外部性生态赔偿和水环境正外部性生态补偿。其中,前者是法定的、"共同的"环境行政责任;后者是一种约定的、"有差别的"环境行政契约责任。我国当前应当强化流域跨界交接断面水质目标为共同环境行政责任,构建以"流域环境协议"为自愿遵守机制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生态文明与中国环境政策的转型

环境政策的实质是调节环境权益冲突的制度安排,是国家为保护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控制、管理、调节措施的总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环境政策正逐步走向成熟,其先后可分为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以及现阶段的环境政策四大阶段;并且从五个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历史性变化。我国环境政策前后走过了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但是并非一蹴而就。我国环境政策需要与时共进,努力实现向公平、民主、协调的环境政策的历史性转型。     

生态习惯法现代化的价值基础及合理进路

生态习惯法在我国拥有本土资源价值和独特的品格,其对我国现代环境法治建设具有制度性借鉴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造、成文化转换,以达致与国家法的衔接和融合.这是生态文明视野下较为有意义之事,也是生态习惯法现代化的合理进路.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法治文化补强及文化法治构建——基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实证分析

近十年来,浙江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重要抓手,形成了乡村振兴、基层文化治理的浙江样本和独特经验。杭州文化礼堂建设是彰显浙江文化特色的文化地标,初步形成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与省级政府部门共同构建的相关政策与规范体系,并不断完善市本级层面的规范体系。这些文化礼堂政策和规范的出台,不断激发基层农村文化建构和文化生活营造的主体性意识,有助于改变“权力导向型”文化体制下的“文化依赖”,但当前农村文化礼堂研究大多侧重规划学、管理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视角,亟待加强法治视角的研究。从文化法治和“文化国家”的角度观之,基层文化礼堂建设与发展仍然存在“法治文化”关注和投入不足、缺乏“文化法治”的顶层设计等短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礼堂文化建设的“法治文化”嵌入、加强多元化乡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以及加强基层文化“法人化治理”的法治转型。尤其是要强化《宪法》第22条国家文化引导与发展义务条款的规范作用,促进基层全面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文化法治义务,以迈向在文化法治引领和规范下的文化生活之建构,最终达致一种深嵌在农村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中的文化法治之图景。     

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的调查与思考——基于浙江省几所在杭高校的调查分析

大学生宗教信仰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调查分析大学生宗教信仰现状、特征及其原因基础上,认为要帮助大学生科学认识宗教,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信仰观,加强科学精神的培植,引导大学生积极探索科学与真理,采取合法有效监管机制,积极构建抵制宗教渗透的预警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