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相互间关系的新模式——以公民权利为本的公共管理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经过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公民权利本位阶段、公民权利范围扩张阶段、公共管理阶段。公共管理是处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新范式,它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以切实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为宗旨、公民权利主体成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新阶段。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公共管理体制。     

政府在推进和发展低碳经济中的责任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能源危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应对后危机时代挑战的战略目标和重要举措.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亟需政府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中履行其责任.所谓政府责任是指政府在特定法律框架下运用公共权力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局势和社会公众需求,并承担相应公共责任和义务的行为整体.它包括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制度责任、道德责任、国际责任等方面.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

政府作为多元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在公共危机管理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它承载了为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善治所必须的政治责任、社会伦理价值责任以及技术支持责任.     

政府公共决策的规则限制

政府公共决策是一次利益再分配过程,由于＂经济人＂假设和政府的有限理性,政府公共决策权力时常被滥用,造成政府公共决策失误。制定完善的规则,规范政府公共决策权力,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公共决策失误,使之解决民生之苦、反映民生之需、实现民生之乐。     

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图式

西方的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人的解放理论诉求中破坏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设。然而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否定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构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统治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议制是人民主权与受托的公共权力的关系,因此以公共权力保证人民统治权利的实现,以公共性为逻辑起点建构公共权力的法治与德治的治理体系,以为人民服务的信任检核和制度伦理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体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图式。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论合法性视角下的政府环境公共权力

政府环境公共权力是政府进行环境决策、执行环境法律、管理环境公共事务的专门权力,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环境风险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的必然要求.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法律的合法性,政府环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既表现为形式合法性,也表现为实质合法性.前者要求其符合法的形式渊源,后者要求其符合环境正义的标准.由于立法缺陷、区域环境义务的不平衡和权力行使的异化问题,导致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存在合法性危机.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应当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完善立法,加强参与式环境治理.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关系科学化的对策研究

治国理政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使命,自身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责任。实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关系的科学化,其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保障国家权力,规范政党权力,实现国家权力和政党权力的有机统一;建设政党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实现政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有机统一;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加强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政府规制的理论解读

政府规制是政府部门运用公共权力,以法律和法规为依据而影响市场主体活动,在政治活动中实现市场资源的较优化配置的行为。政府通过经济和社会规制以达到增加社会福利、提供公共物品、减少外部影响等目标。这些源于西方的政府规制的基本理论对我国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产业集群中政府公共权力失范与合理规制

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中,政府的公共权力运行表现出明显的公共权力失范,主要体现为公共权力错位、公共权力缺位与公共权力越位三种形式,严重制约着集群的升级与发展。规制政府公共权力失范,需要确立"有为"且适度原则与建构责任政府等两大立足点,从健全法律规范、完善集群的社会服务网络与规范政府的公共服务内容等三个方面加以明确规范。     

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政府公共权力科学运作的三维构架

当前,科学运用政府公共权力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进步等方面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把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置于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公共责任三个维度所建构的三维框架中加以考虑,只有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才能使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真正走向科学化与制度化。     

试论政府责任及其实现途径

在权力—代理关系和权责一致原则理论基石上建立起来的＂政府责任＂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其体系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其他责任。之所以提出其他责任,是因为政府责任是不断发展的、非闭合性的体系,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适时补充新的内容,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政府责任,只有这样政府责任体系才能不断趋于完善,才能更好地指导政府自身建设的进行。     

公共权力与有效政府

政府公共权力既承担着政治职能,又担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反映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政府的行政权力是为执行公共权力意志而依据宪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有效政府就是负责任的政府与有效率的政府.     

论"入世"后的政府改革中的创新选择

"入世"后,世界贸易组织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外部力量对我国政府提出了挑战.政府管理的改革是中心,它主要包括政府观念的更新、政府规制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过程的公开.政府关系的调适是目标,政府与世贸组织的关系、国家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新的定位.政府权力的重新配置是关键,只有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政府与立法、司法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合理配置权力,科学界定各自的权限,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视阈下的政府间关系

在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仍然是其中对资源和权力进行权威配置的核心主体.从战略高度调整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间关系的核心与前提则在于重构以政府为核心、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分配机制.实行平战结合、统分结合的权力分配体制,形成常态管理和危机预警、恢复阶段彼此间共享权力、分担风险与战时集中决策、统一指挥并存的权力分配格局.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重点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重点主要体现在: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全面落实依法治国,保障法律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切实建立有限政府,提升决策理性,实现公共权力的合理化。     

论公共管理与宪政

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其公共性和服务性,宪政的核心和实质是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公共管理与宪政密切相关。在宪政平台上应该把公平、正义、伦理、责任和合法性作为公共管理高效率、高效能运行的价值基础。今日之中国,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建构和运行以宪政规制和导引的公共管理。由宪政规制和导引的公共管理应是政府真正履行代理人职责执行公众意愿的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平等协商合作的公共管理、公共权力既受到制约又受到保障的公共管理、既能充分实现民主参与又能高效率和高效能运行的公共管理。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我国政府决策走向

治理理论是一种近年来提出并流行的新的分析框架,它是指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其实质是一种合作管理。它对分析和指导我国政府改革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一角度来看,结合我国国情,我国政府的决策应走向一种民主型决策、服务型决策和法治型决策。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政府购买服务研究

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回归市场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政府购买活动便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政府治理理论是随着公共管理领域实践的变革逐渐兴起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质上反映的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走向,主要涉及公共领域的治理问题,特别是政府与各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体现了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关系,推动了政府治理现代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质上有效地转变了政府职能,使治理理论得以落实,治理主体多元化得以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以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