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雄“尚智”的理性精神——以《法言》为中心

扬雄晚年致力于"纯儒学"的建构,仿《论语》作《法言》,将他的基本思想都凝结在《法言》一书中。《法言》在扬雄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尚智"理论,其中蕴含的理性主义精神是其思想的最大价值所在。这种理性精神突出体现在其经学观、圣人观、人性观、政治观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从《法言》看扬雄的处世哲学

扬雄象《论语》而作《法言》，既标举圣人之道崇圣尊经，又兼取道家因循革化的思想，显现出其思想中儒本兼道的特点。《法言》中扬雄关于处世哲学的论述，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导，兼取道家避世隐选的思想，正体现了这一特点。后人多以扬雄事王莽新朝而贬低其操行，然而这恰恰是扬雄儒本兼道处世哲学的体现。     

《论语》释名

书名中的"论"字作"伦理"解、"讨论"解、"杂陈"解、"选择"解都是不正确的,只有"编纂"义是正解.这牵涉到词汇上的本义后见现象:即引申义使用在前,本义大量使用在后.《论语》的"语"字取对话义.此外,《论语》的定名时间在西汉,属于书名的定名在后,成书在前.     

扬雄《法言》语言艺术特色初探

《法言》是扬雄拟《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散文著作。在语言艺术上,吸收和承继了《论语》等先秦散文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如大量使用比喻、排比、典故等,丰富和发展了散文语言。另外,扬雄还以辞赋和散文创作相互融合的笔法,使《法言》呈现出《论语》所未有的华彩气息和骈俪化的时代风貌。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从而改变长期以来认为《法言》仅是模仿而没有艺术特色的偏见,重新认识其在散文史、骈文发展史上的地位。     

人心与天理的较量——《论语》朱熹注本与钱穆注本的比较

《论语》的朱熹注本是历来的通行本。虽然钱穆一再称道朱注本,且晚年归宗朱子,但他的思想却明显具有不同于朱熹的以"天理"为着眼点的心学特质。这一特质体现在他的注本《论语新解》中,就是要以自己看重的"人心"来替换朱熹看重的"天理"。基于对两注本的比较发现,无论是朱注本还是钱注本,都是用"一以贯之"的思维解读《论语》的典范之作,为我们深入理解孔子思想提供了好的门径。但不可否认,两注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瑕疵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以贯之"的思维是主要原因。在注解经文时如果不能彻底地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那么"一以贯之"的想法只会让注本偏离经文,成为自说自话。     

《文心雕龙》文体通义

《文心雕龙》全书义脉纵贯,"枢纽"五篇是文理的基础,而"上篇"二十篇之论文体,与"下篇"之论文术,体用相依,而总归撰作的用心。此心为总持文体的关键。故论《文心雕龙》文体之说,必须根本其意义脉络,则其中的"常理"便显然可见。刘勰寻绎文章之体的常理,是为立言事业建立"极",即树立以崇高的标准。刘勰的用心,成功地实现于"上篇"文体观念的建构之中,《宗经》"六义"涵盖所有文体的理想境域,以"雅丽"为整套文体观念的灵魂,心为根本所在。本文通观《文心雕龙》文体论,从而显照其一以贯之的文体"常理"。     

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证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重要的《毛诗》名物训诂之作,但至今尚有许多疑难问题无法解决。本文以《齐民要术》、《经典释文》、《毛诗正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此书,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文献为基础,探索这些引文之间的文本关系,以及文本编纂形态问题。诸文献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并非一书。《齐民要术》、《艺文类聚》等书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是经传笺疏合钞本,而“陆机《毛诗疏义》”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均为单疏本。“陆《疏》”辗转钞存于各种《毛诗》义疏、类书、农书等著作中,各种抄写系统相互影响,已经很难以“原始文本”的“考证期待”去辨析其文字了。     

关于《论语》的若干疑难问题阐析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经典,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圣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论语》的研究,有若干疑难问题需作深入探讨,包括《论语》的编著者、《论语》的真谛、《论语》的核心思想、《论语》的疑难句等;认为《论语》主要是孔子的弟子有若和曾参的弟子们编纂而成,也包含了冉求、闵子骞的弟子编纂的一些内容;《论语》是一本政治哲学书,围绕着为人、为学、为政三位一体的内容展开;《论语》核心思想是"仁",包括体和用两个方面,仁之体为内心修养,仁之用为"仁民爱物"。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文心雕龙》的《春秋》经、传批评

<春秋>经、传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其对后世经学、文学、哲学、史学等所产生的影响无与伦比.<文心雕龙>将经传视为"原始以表末"的最重要依据和"选文以定篇"的首要范本,并从文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其意义和价值:经"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传乃"记籍之冠冕",二者共同树立起了文章立论之规范;经传俱隐义藏用,于文为约,吐纳自深,是后世箴、颂、议对、史传等诸体文学创作的光辉典范.     

何晏《论语集解》探微

《论语集解》是目前全帙具存之最古《论语》注本，也是“十三经”中的第一个集注本。它虽成于众人之手，但何晏在其中起着决断作用。它不仅创立了集解体，保存了大量的古注，而且“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增加了许多词丰义富的新解释；其序文不仅探讨了《论语》的撰集者、內容、版本和传授情况，而且历数了《论语》研究方法的演变。其注释中少有玄虚之语，后人以此来攻击何晏等人是不正确的。它在《论语》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非庄子当如是解" ——明遗民借解《庄子》以自摅其意

在《庄子》诠释史上,"六经注我"这一诠释理路至明遗民而臻于极致,他们借《庄子》以抒发自己的遗民情怀.觉浪道盛创"托孤说"以表达自己对故君故国的情感,方以智继续发扬此说,以期发扬儒家的忠孝思想.钱澄之谓"内篇凡七,而统于游",通过对"游"的阐释而表明自己的出处和态度.傅山则"以大鹏自勉",彰显自己的独立气节.明遗民对《庄子》的误读却增强了其自身的主体意识,从而赋予古老的经典以现代活力.就此说来,"六经注我"虽然有穿凿乃至背离经典的过失,但也不无"再造文明"的功效,是可以与"我注六经"并行的.     

《论语》的文体意义

《论语》的文体源自史官文献中以"王若曰"、"君子曰"为标志的"语"体。以"语"体和"子曰"的形式载录孔子的言论,是为了实现孔子的"立言"理想,并将他归入史官、君子这一文化传统。《论语》继承了《春秋》"微言大义"的话语构建模式,它不具有真理认知的特征,而是通过指示性的陈述,将事实置于各种实际关系之中,从而表达出对事实的态度,也因而显示出个别性、即时性的特点。此外,《论语》还继承了史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经典阐释方式,即通过"辞达"缩小自己与神圣文本之间的界限,让意义自我显示出来。《论语》总是通过鼓励学生接近真理,并指示路径,但却从不直接表白最终真理。因此,《论语》的结论具有相对性、主观性特点。指示性源自宗教叙事的启示性,其之所以能成立,在于孔子承继了古代瞽史的话语方式,并被认为是一种"卡里斯马"式的准宗教领袖。《论语》之后,墨子、孟子等学者往往自觉编写这种语录体著作。     

藏本《通玄真经》音释考

《道藏》本《通玄真经》的释音有着很高的语料价值.藏本、宋本、铁华馆丛书本三个版本虽略有出入,实出同源.唐徐灵府《通玄真经》音注内容具有多样性特点.元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在音注方式上是对徐注的继承和改作,明显地带有自身的特点,但又非囿于吴地方音,反映了宋元时期以通语作注的一种类型.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疏解《论语·八佾》结构与逻辑,走进孔子精神

所谓结构,即是将《论语》的独立篇章作为单元,探索其内容主旨的"结构形制";所谓逻辑,即是将《论语》的独立章句作为单元,探索其意义背后的"逻辑关联".通过疏解《论语·八佾》的结构与逻辑,得出"原点"、"毁废"、"维护"三层意象.推导出"礼"之后的"义"与"仁",由此走进真正的孔子精神,以提升我们的家国认同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