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凤公羊学说述微

宋翔凤以为,孔子受命为素王,述《易》、《春秋》之“微言”, “微言”著见于群经之中,更集中体现于《论语》,故宋氏借诠释《论语》而申述《公羊》之张三世、通三统诸义。其三世说在三世异辞与三世进化的基础上特重太平世,以为孔子作《春秋》是为致太平,然不同于传统公羊家“文致太平”之说,而以太平世为实际,已然背离了《公羊》张三世说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其论通三统,虽貌似沿承旧说,但又局限在礼制上说三统,这事实上完全取消了两汉公羊家通三统说中“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最核心的观念。故宋氏之公羊学虽不乏有独到创见,但从另一面讲则颇失《公羊》本意。     

析刘逢禄《论语述何》及治学方法

《论语述何》是刘逢禄以《公羊》微言大义论说群经的具体化。以《公羊》说《论语》决非无根之论,然而,刘逢禄却通过《论语》以证《公羊》的微言大义,颇多牵强附会之说。因而,《论语述何》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但其治学方法,及借此方法而从《公羊》附会微言的风气,却在晚清经学史上开创了《论语》的《公羊》义理化,有不可忽略的巨大影响。     

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的特色

简朝亮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以洽于经义为旨归,折衷汉宋精粹,不但补朱注之略,而且正朱注之讹谬,所作述疏深入浅出,解读翔实,代表了清季及民国初年《论语》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重要的数据价值,在《论语》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廖平《公羊三十论》的《春秋公羊》学

廖平的《公羊》学有早晚之别,早年的学说见于《公羊三十论》,主要有孔子改制说与对何休《解诂》的批评两大内容,而对后来廖平《公羊》学影响最大的是孔子改制说。较之《公羊补正》,廖平早年的《公羊》学虽然讲孔子改制,但并没有神化孔子,其说较为平实。     

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

宋翔凤是清代常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以庄氏真传说<论语>,著<论语说义>.宋氏认为<春秋>微言莫备于<论语>,故<论语>中的"大义"也须从<春秋公羊>中求之.这不但为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古往今来众多<论语>著述中最别开生面的著作.本文从著作缘起、研究方法、学术特色等方面作了得失评说,阐述了其人其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法言》的“经传注我”与义理标举——扬雄《论语》学研究

扬雄仿《论语》作《法言》,"仿"是依照《论语》的形式,"作"是借《论语》阐发自己的思想,与汉代经师"我注经传"方式不同,他采取"经传注我"方式,对《论语》的阐释通过"变其文"、"解其义"、"拟其旨"达成。在这种解经方式下,《法言》所要标举的是立法、明志、申道,即:以孔子之法为准绳,以颜子之乐明其志,以君子之道申其义。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论语·乡党》末章的意蕴

对《论语·乡党》末章的理解,历来分歧很大,共、嗅两个字是理解问题的关键,“共”应与“拱’’相通,“嗅？’应当作“臭”,为张两翅之貌。要正确理解此章需要几个前提：第一,必须了解孔子的思想;第二,必须了解子路的性格;第三,必须了解《论语》一书的特征。《论语》一书有内在的逻辑,是按照孔子一生的出处进退和思想学说精心编辑而成,故《乡党》篇不可能是子路一人集录。     

《太平御览》引《论语》考

《太平御览》征引《论语》数量繁多,在沿袭类书编纂体例的同时又呈现出引文形式灵活多样的特点.在所征引的条目中更包含很多异文,这些异文不只与《论语》有出入,而且与很多古本的记载也有差异,通过对其异同的考辨可以为今人研究《论语》增补资料.《太平御览》在保存古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引文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利用时要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这部“类书之冠”.     

马一浮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马一浮运用佛教讲经的义理和方法解说《论语》,将《论语》阐释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运用佛教判教的方式,将《论语》摄属于六艺,认定《论语》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将佛教四悉檀运用于《论语》解读,在情景化的对话中准确把握文本的基本含义,体悟圣贤的本怀。除此之外,马一浮还运用了佛教的始终、本迹等义,在佛教义理比照下彰显孔子的微言大义。通过对《论语》的佛学解读,马一浮有关六艺的学思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表述和展示。     

《论语》“夫子不为卫君”章的政治哲学解读

在卫君继嗣正统问题上,《论语·述而》篇中的"夫子不为卫君"章与《公羊春秋》哀公三年传里的讲法,表面看起来似有抵牾。但是,通过对春秋正统思想的梳理,以及对《论语》所蕴含的春秋微言的解读,可以发现二者在政治哲学思想上的深层一致。其一致性可以归结为通三统而大一统的"春秋道统"。     

何晏《论语集解》探微

《论语集解》是目前全帙具存之最古《论语》注本，也是“十三经”中的第一个集注本。它虽成于众人之手，但何晏在其中起着决断作用。它不仅创立了集解体，保存了大量的古注，而且“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增加了许多词丰义富的新解释；其序文不仅探讨了《论语》的撰集者、內容、版本和传授情况，而且历数了《论语》研究方法的演变。其注释中少有玄虚之语，后人以此来攻击何晏等人是不正确的。它在《论语》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半部《论语》治天下”——感悟《论语》修身为政之道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言行编纂而成的中华文化传世经典。《论语》中的“学而不厌，学致其道”、“诲人不倦，善竭其才”、“修己安人，君子人格”、“为政以德，讲信修睦”、“尚中贵和，一以贯之”诸方面，集中体现出修身为政之道。在研读《论语》时，应心存敬畏之心，读其书知其为人，力求融会贯通，善于吸取其精华而无求备于一书一人。研读《论语》，对滋润心灵，滋养人格，对确立高校办学理念，领悟高教管理之道，必有助益。     

《论语》的文体意义

《论语》的文体源自史官文献中以"王若曰"、"君子曰"为标志的"语"体。以"语"体和"子曰"的形式载录孔子的言论,是为了实现孔子的"立言"理想,并将他归入史官、君子这一文化传统。《论语》继承了《春秋》"微言大义"的话语构建模式,它不具有真理认知的特征,而是通过指示性的陈述,将事实置于各种实际关系之中,从而表达出对事实的态度,也因而显示出个别性、即时性的特点。此外,《论语》还继承了史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经典阐释方式,即通过"辞达"缩小自己与神圣文本之间的界限,让意义自我显示出来。《论语》总是通过鼓励学生接近真理,并指示路径,但却从不直接表白最终真理。因此,《论语》的结论具有相对性、主观性特点。指示性源自宗教叙事的启示性,其之所以能成立,在于孔子承继了古代瞽史的话语方式,并被认为是一种"卡里斯马"式的准宗教领袖。《论语》之后,墨子、孟子等学者往往自觉编写这种语录体著作。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探析

刘宗周《论语学案》与黄式三《论语后案》同为浙东学派研究《论语》之经典。在注解原则上,《论语学案》志在教化,《论语后案》还原经典。在义理阐释上,《论语学案》求心之要;《论语后案》则对心颇为警惕,并将求心之要转化为寻礼之本。在解经方法上,《论语学案》直抒己见,《论语后案》重视考据。     

曾子与《论语》

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高徒之一。在《论语》中被少见的称为“子”,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儒学最重要的经典,在《论语》中,提到曾子的名字达17次之多,其中,记载他的言论多达15条。曾参父子同为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感情更为深厚;他为人朴实敦厚,有传承儒家学脉的高度责任感;他提出和阐发的孝道、诚信、修身、担当等见解,发扬了孔子的学说;他将孔子“一以贯之”的学说慨括为“忠恕”,表明对孔子学说理解透彻,深得要领;孔子的嫡孙孔伋拜其为师,足见他已具备儒家学术传道者的崇高地位;后世尊其为“宗圣”,也是对其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统传道宗师地位的褒奖。这都有力证明曾子对《论语》成书做出有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论语》的批判性解读

《论语》其实是一部治国纲要。孔子及其弟子们竭尽全力提倡并身体力行追求一种理想人格,以实现其政治理想: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孔子成为了万世敬仰的圣贤。然而,这个理想国却是一个没有人格平等和尊严,没有思想自由和创造快乐的思想牢狱。从《论语》中反复强调的"学"、"孝"、"礼"可以看出这一点。     

《论语》“患得之”解

《论语·阳货》：“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这是一个有名的难句。古今注家都认为“患得之”当做“患不得之”，其说有三：１．引文说，２．俗语说，３．急读说。本文对以上三说加以驳正，认为《论语》原文的“得”字不误，在这里使用的就是它的常用义。并通过三方面的分析，指出：“患得之”的字面义是“为要得到它而忧愁”，其隐含义是“为尚未得到它而忧愁”。“患得之”是《论语》时代一种特殊的句意表达方式。     

《论语》与跨文化交际

学界认为 ,跨文化交际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然而 ,若从跨文化交际的两个基本内容 :文化本质的研究及人们交际行为的研究来看 ,则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儒家代表作《论语》已具备之。《论语》不仅就现代跨文化交际学提出的文化差异性、交际差异性、交际和谐性进行了探讨。同时 ,孔子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宗旨也与现代跨文化交际学相似。在这一意义上 ,《论语》可称得上是“跨文化交际学”的雏形 ,孔子则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先驱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