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铸钱的几个问题

乐史所记信州铸钱就是指玉山监,韩洄"江淮七监"是指丹阳、广陵、梅根、宛陵、凤山、桂阳、玉山监。《新唐书》"凡铸钱有七监"指的是永平、桂阳、凤山、丹阳、梅根、宛陵、广陵监,这七监再加上会昌年间新增的洛源监即是"会昌中增至八监"。从以铜为主的铸钱原料供应和铸钱能力方面来看,大中中十八万余贯的年铸钱量是可信的,并非如学界所认为的过高。     

唐后期的江南牧监研究

唐后期在江南地区共产生了三个牧监,即贞元二十年的万安监、元和十四年的临汉监和临海监。这几个牧监,其监牧使均是由该监所在道的节度使兼任,对于节度使而言,监牧使是一种临时性的职务,在牧监中真正负责的应是监牧副使。设置牧监的地区的自然环境本不适合养马,同时由于管理不善,遂导致设立的牧监存在时间十分短暂。但牧监旋立旋废,或许与节度使的调动有关。江南牧监的被废,在为减轻百姓负担的官方理由之下,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     

宋代韶州永通监述论

宋代韶州永通监设置于皇祐元年(1049),是当时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铜钱监。永通监内部生产组织严密、分工细密,运输规模庞大,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的水平。     

宋代州级监与非州级监二重制研究

州、府、军、监并列作为地方二级行政管理机构,是宋代的创置。通常视监为宋代地方行政机构,如同州、府一样,但宋代真正属于州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监数量甚少。州级监隶于路,有属县,有一套行政官僚机构。而大量的监却是隶属州、府、军、县的物务监。其职能是铸铜钱或铁钱、冶铁、冶银、煎盐、养马、产竹等物务管理,其长官通常称监某监,属监当官,非行政官。物务监至南宋演变为单纯的钱监。另外,两宋监的设置量都呈下滑趋势。宋代州级监与非州级监的二重制值得治宋史者关注。     

试论清代捐监制度

清初捐监需要的银两等比较多,因而监生数量较少;康熙十三年以后减少例银,导致监生数量大增。捐监后可直接参加乡试,但绝大多数捐监者的目的是为了支撑门户,不过也有不少大员藉此走上仕途。与明代相比.清代捐监者所得到的只是身份,而明代捐监者则不仅得到身份,而且得到官位。     

海陵监和西溪盐仓考

海陵监在中国海盐史发展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通过对海陵监和西溪盐仓史料的梳理,认为海陵监的设立时间应在乾元年间,设立地点在东台西溪,并认为在西溪三相中,晏殊实际上并未在西溪任职过,是前人之误会。     

明代漳州海上贸易的发展与海商反对税监高寀的斗争

漳州月港是明代中后期我国东南沿海主要的对外贸易商港,是东南地区海外交通的中心。万历年间,在全国各地反对矿监税监斗争的怒潮中,漳州海商首先发难,掀起福建人民反对税监高寀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本文拟对这次斗争的经济背景和经过作一简要的探讨。     

南宋临安城内寺监安置探析

南宋政权建立初期,寺监的构成几经变化,经过多次并省、重建,最终在宋孝宗统治初年定型。对南宋政权来说,在临安城内嵌入包括寺监在内的行政机构,是使这座城市从地方都会变为政治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临安城内空间有限,并且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拓展,因此寺监的安置极其不易。因为与其他官用设施、民用建筑在土地资源的获取上存在竞争关系,寺监衙署迁址的频繁程度在帝制时代首屈一指,多与住宅、店铺为邻的空间特性也给寺监的日常运行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南宋寺监安置的曲折过程是临安的都城机能与城市空间相互冲突、彼此调适的缩影。     

权力监约机制研究

权力腐败乃不绝于史的一大政治顽疾。人类长期与之争斗的经验性总结之一就是权力监督制约理念之确立和相应机制之设置。在近现代社会 ,人民主权是权力监约的法理基础。人民主权在实现过程中表现为自治权和他治权两大形态 ,其中 ,自治权对他治权的作用构成了权力监约机制的核心。在我国正在展开的政治改革中 ,权力监约机制应贯彻变单向集中型为网络分散型的创新取向 ,方能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     

明代捐监的产生、发展及影响

明代捐监在明景泰初年济边饷而开。捐监意为捐出身，不同于政府直接卖官，但也属于一种变相的卖官行为。捐监群体政治地位较低，多授低微的官职。捐监所得银两，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暂时解决军饷、赈济等问题；捐监的影响恶劣，是导致明代中后期选法壅滞、学风日衰、社会腐败的重要原因。     

两宋时期鄂东地区的钱监

湖北东部铜、铁等金属矿藏丰富,在两宋铸币业的发展中,这一地区出现过一些重要的钱监。北宋和南宋时期鄂东钱监的类型和地住不同,其中铜钱监在唐五代的基础上虽有明显发展,但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小;而南宋时期鄂东地区集中了当时四川以外的多数铁钱监,铁钱铸造量巨大,在南宋货币及矿冶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而且这一地区的铸币业在两宋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延续性在各矿冶区中也很罕见。     

论唐代前期的“馆监举士”

唐代的馆监系统，指门下省和东宫所辖的弘文、崇文馆；国子监分领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及天宝九载增设的广文馆。合称二馆七学。武德一朝，中央官学和科举取士尚处在恢复时期，科举取士的主要来源是乡贡举子和前朝官学的生徒，馆监举士地位不显。贞观至天宝年间，以监举为主体形式的馆监举士与乡贡相比较，其在科举中的实际地位，有一个前重后轻，由盛转衰的转换过程。本文系统阐释唐代前期馆监举士地位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而说明造成这种变化的历史原因     

何家村窖藏:制作机构及其世界性意义

对何家村窖藏,学者们依据政府职能推测为与唐少府监关系密切。通过分析其中钱币等信息,可发现这批宝物应属于少府监下的铸钱院、中尚署等机构,其制造地点可能是少府监下属铸钱院所在的崇德坊,位在窖藏出土的兴化坊之南。通过研究金银器工艺,可发现少数器物纹饰和工艺较为成熟外,当时唐朝金银器制作还处在模仿学习期。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波斯、大秦、粟特甚至吐蕃等,都成为学习对象。少府监是为皇室和国家打造和管理金银器的主体部门,同时负责对外贸易,大量收藏和打造兼有中外文化元素的器皿,是金银器成为丝路交流的重要载体的必然结果,客观上促进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具有世界性意义。     

清代的监候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清代的监候制度是我国古代死刑复核程序发展成熟的标志,它通过设定特定的程序、较长的诉讼时限,来给统治者以审慎决断的机会,限制死刑立即执行制度的适用。监候制度体现的慎刑恤民的思想正契合了我国目前死刑限制理论的要求。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限制理论的关键,对监候制度的探究借鉴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促进死刑限制理论的构建。     

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其在唐宋制度变迁中的意义

唐代至贞元、元和时期,在中央政务的实际运作中,已经确立了使职行政体制,而不再是以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和九寺五监为依托的部司寺监体制。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是使职行政体制不断完善的时期。中央行政体制向使职体制的过渡,是在不断反复中完成的。以郎官出使为例,这种转变在法令中有了体现。但是,整个唐后期六部寺监的框架都还在发挥作用。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体制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对唐宋间政治形态和官僚形态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重大突发性事件舆情监报与群体性事件预防

通过对汶川地震案例的调查和分析发现,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后的舆情监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疏导民情、调整行政措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该对策性研究报告,重点在于对构建省级舆情监报体制和机制提出建议。     

汉代郡国督察制度

汉代幅员辽阔,人口盛时多达六千余万,对地方进行有效的控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此,汉王朝制定了一套以刺史为中心内容的行之有效的督察地方的制度。本文试图就这一制度作一初步的论者,以求教于大家。 (一) 汉代地方督察制度的建立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西汉初年,曾废秦所置监御史。所谓监御史,又称“监察御史”,“掌监郡”;又简称为“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统一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     

城管在唐朝

大家可能认为“城管”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兴事物，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城管这类工作岗位。《旧唐书》载：“监市践于衙，理市治序。”这里说的“监市”，其特点和职业性质和今天的城管都非常相似：     

宋代监司对宋代法律文明建设的贡献

宋代监司包括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它们是路、州、县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的最高层,处于中央与地方连接点的特殊位置。监司官员在对地方监管过程中,广泛参与司法事务,在立法、司法、法律宣传和教育等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宋代法律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监司向中央奏报在地方司法审判、监察中发现的问题,有利于弥补宋朝法典的缺陷,完善法律体系。特别是在宋代各阶层普遍重视法律、重视证据的时代背景下,监司官员在司法检验领域作出一系列的创新成就,创立《检验格目》、尸检《正背人形图》等新规范,撰写出了《洗冤集录》这样世界最早的科学严谨的法医学著作,涌现出了宋慈、郑兴裔这样著名的司法官员,为宋代的法律制度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法制高峰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几个问题

十三刺史部是汉代重要的地方监察制度,东汉末年以后,逐渐由监察区划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目前学术界对十三刺史部的起源、治所、职能、演变等问题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见,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 汉十三刺史部创建于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它是在秦监御史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地方监察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说的“监”,即“监御史”。秦王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每郡置一监御史,负责监察地方官吏。监御史上承御史大夫,直接受御史中丞指挥,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