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合理性中的伦理不合理性——中国文学女性历史主体位置失落的文化原因

中国女性历史压抑的实质是伦理性的。它的复杂在于它源于历史的自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男权话语的历史性强化中走向反面。历史乃至当下的各种政治性救助，均无力解除女性的伦理压抑。伦理的历史成为遮蔽女性鲜活的自然生命的历史。中国女性伦理宿命被深深镌刻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形成中国女性命运的艺术见证，在这一点上中国女性文学形象与西方女性文学形象具有根本区别。     

中西文化背景下贤妻形象的多维对审

男性社会对贤妻良母的共同诉求,致使中西文学史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贤妻形象.因为受到儒家文化和宗教文化不同的影响,中西文学贤妻形象显现出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的丈化特征.一方面,文化策略上,因父权制政治对父系血统维系的需要,不约而同形成了社会文化对女性忠贞品性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文化体系上,因不同体系伦理文化的具体影响,致使文学中反映的中西夫妻关系性质各异,女性卑从关系序列各异,女性贤德标准各异,子嗣生育境遇各异,构成了中西文化下贤妻文学形象的多维对审.     

中西文学妓女形象的文化分析比较

中西妓女同样以神巫文化为起源,后逐渐被男性社会剥离了神性外衣,商品化为国家财富的来源。为改变非人的境遇,中西文学中的妓女,走着不同文化的自我救赎道路,展现出不同的伦理追求和审美情趣,反映出男权社会对女性制度化的摧残,暴露出社会伦理制度极具欺骗性的虚伪本质。     

伦理视角下的《狂人日记》译本研究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鲁迅先生的创作颇具特色,独树一帜。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著名翻译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其作品融会了中西伦理文化的共性与冲突。中西伦理对鲁迅创作思维的影响不容忽视,鲁迅一方面试图用西方新伦理突破中国封建旧伦理的禁锢,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矛盾和交锋在鲁迅作品中时有隐现。作为译者,基于中西不同的伦理观,对鲁迅作品进行翻译时便可能造成信息的缺失,从而导致读者的误读。对比《狂人日记》的两个英文译本,探讨译本中隐含的鲁迅的不同伦理观。从中西伦理契合型和冲突型两个角度分析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期促进译本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电影《孤味》:东方家庭的情感伦理反思

电影《孤味》通过一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冲突，揭示中西伦理观念碰撞与融合。电影从式微父权入手，塑造父位缺席下的家庭女性群像，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体谅和解，展示了中西伦理对话与和谐共融的可能。在角色塑造上，影片弱化了男性角色，以反传统的母亲形象强调女性主体地位的回归，为女性演绎自我创造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空间。在中西家庭文化不断相互浸润的当下，展现传统“家文化”在现代的传承与重新诠释。     

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与现代情感伦理变革

郁达夫小说创作中充斥着“零余者”形象,这不无颓废主义气息的文学形象,向我们呈示的是在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过程中,现代个体从传统道德构架和文化范式中脱胎而出,寻找、建构自我的艰难心理历程的一个侧面。同时,郁达夫笔下的性描述与性欲话语表达作为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这场影响深远的价值范式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了对自我、族群以及现代伦理道德的重构。这是以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影响的焦虑”记录了现代个体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美学反抗。某种意义上,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是中国现代情感伦理变革历程中的一个显著文学事件,为现代感性自我这种全新的主体模式提供了一种存在的合法性。     

“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其一,演绎了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话语演绎,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其二,创造了一种理论形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其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和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     

李锐＂吕梁山系列＂小叙述伦理研究说

结合叙事学和当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成果来对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中的叙述伦理做出探讨。从小说话语类型的角度出发,主要划分了民间大众的和国家政治的两大话语系统。这种不同话语系统的设置展示的是李锐在这一系列小说创作时所采用的一种独特的关注世界的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叙述上的需要。对这种关注方式背后作者的伦理诉求的探讨,以及对读者阅读体验和伦理感受的具体分析也是本文区别于前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方面。     

异域想象与伦理透视：西方文学中吉普赛女郎经典形象探析

西方吉普赛女郎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家通过对她们超凡的关、独特的爱情观、自由观的着重展示,构建了一个魅力四射的“他者神话”,折射出创作主体的异域想象、女性想象和自由渴望,以及对民间伦理中更合理的价值理念因子的思考。     

谦逊的带刺玫瑰：论玛丽安·摩尔女性诗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美国现代派诗人玛丽安·摩尔的女性诗歌贯穿着一条隐蔽的寻找女性作家身份的伦理线，展现了特定时代女性的主体经验和美国父权诗学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伦理机制。以文学伦理批评理论为支点，分析摩尔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及不同阶段对伦理身份诉求所作的种种努力。指出，热衷“男性性别扮演”的家庭伦理环境和“文学是男性领地”的社会伦理环境是诗人陷入身份焦虑的伦理根源；摩尔拒绝“天使”的身份，坚信女人要“带刺”来发起反抗与自我保护，也要如同“变色龙”合理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摩尔晚期诗歌所彰显的谦逊与大爱是其在宏大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和解，昭示出一个女诗人对个人理想、气质素养与独立自由精神追求的高度伦理指向和实践美学。     

《金色的耶路撒冷》的女性主义解读

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分析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的《金色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the Golden)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从毛姆太太(Mrs． Maugham)的生活经历入手,揭示父权制对女性的禁闭,并通过对毛姆太太“恶母”形象的进一步分析,颠覆和解构父权制的“母亲神话”。通过对克拉拉(Clara Maugham)成长过程的研究, 探讨新一代英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反叛。     

父亲、丈夫、儿子与情人：家庭伦理电视剧中的男性角色

家庭伦理电视剧是中国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类型,该类型电视剧中一般主要有父亲、丈夫、儿子和情人等四种男性角色。通过对大量家庭伦理剧电视文本中四种男性角色的分析,说明家庭伦理剧通过家庭叙事强化迷人的父权制,鼓励电视观众发挥已有的性属成见建构男性气质的刻板印象。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伦理剧中的男性角色逐渐获得反叛的解放形象,男性气质新的意义逐渐被建构起来。     

论中西不同时期女神形象的文化内涵

对中西不同时期的女神形象进行比较 ,是为了揭示由母权制向父权制再到私有制阶级社会演变的女神形象的共同特征 ,同时也展现女神形象各自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化内涵     

从马郎妇故事的改写看观世音菩萨的中国化

与马郎妇相关的佛教故事的流传与改写,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它其实还与观世音菩萨的中国化关系密切。马郎妇故事的不断被改写,无论在宗教、文学还是文化上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在接受观音信仰过程中对其形象解读的分歧是马郎妇故事不断被改写和形象演变的深层原因。中国僧人的主动适应对文化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使得佛教文化更加广泛传播且具有民间信仰特征。     

论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中父权家长形象的塑造

朝鲜朝时期父权家长形象根植于宗法父权体制,构建于家庭伦理观念。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文本中的父权家长形象多是一个在矛盾中彷徨的家长,害死子女的无能家长,囿于家庭伦理秩序的无奈家长,期望获得婚姻自由的家长。在朝鲜朝社会,由于文化的变迁以及对家庭小说文本中父权家长形象塑造的影响,人们具有了自我觉醒意识,因此一家之长的地位被动摇,以＂父权＂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模式被解构,父权家长制逐渐走向衰微。     

中西方文化差异在电影《喜宴》中的反映

通过分析李安的早期作品《喜宴》中反映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情节，剖析其潜在的文化背景因素，即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哲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观看反映中西方文化特征的影片是了解、学习不同民族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中国与希腊神话的文化差异

源自中国和希腊的神话故事作为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后世诸多精神文化都能在其中找到最初的影像。从系统性、性格特质、婚姻情感、性别差异、英雄命运等方面切入,考察两国神话体现的中西文化异同,有利于解读两国不同的民族精神,有助于剖析两个民族内部深层次的文化成因及其对中西文化的后续影响,彰显神话比较研究的重要科研价值及启示作用。     

儒家家庭伦理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严谨的儒家家庭伦理因其封建专制性而遭到新文化的抨击.在这种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以个体本位和个性意识为基础,站在女性立场上观照儒家家庭伦理文化.她们通过大量家庭矛盾的揭示和女性悲剧的描写,对儒家家庭伦理文化的弊端进行了较为理性的价值批判,为女性摆脱旧家庭的禁锢从而获得"人"的自主意识,为建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家庭伦理文化观,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论古代埃及文学中的“毒美人”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等方法，分析了古代埃及文学中攫取权力、制造死亡的恐怖母神，令人疯狂沉迷，导致毁灭的妖女，不守妇道、见异思迁的妻子等“毒美人”形象，解读其复杂性，揭示“毒美人”形象在男权社会中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展现其文学与文化意义。并从传统人性中的善恶二分、男权中心社会、男性作家的女性观等方面探讨其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