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社会动员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有效遏制疫情的蔓延,党和政府充分调动和整合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共同保障公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将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相互合作的一个有效手段便是社会动员。在动员全体人民积极参与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以下三种因素相互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疫情防控中的动员机制;二、疫情防控中的动员方法;三、疫情防控中的动员平台。     

危机动员在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

危机事件是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政府都不可避免的。由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使得资源配置出现了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体共同参与的时代特征。这也使得危机管理动员具有政府主导性、非政府组织主动性、公民参与性等特点。     

资源动员：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源获得机制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研究应该在源供给主体与社区居民需求之间的关系中展开。在政府职能缺位和社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以社区精英为主的社区民间组织通过策略性实践,成功从政府、社区物业和医疗部门获得社区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资源,这是一个资源动员的过程。其中蕴含着日常实践的框架化、象征性话语和符号实践以及互惠性交换的资源动员技术,并依循了特定的资源动员知识、资源动员技术和动员知识的选择性运用,高度依赖于动员者的特定身份和人生经历,三者共同决定了行动者的资源动员能力。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反思。     

大庆石油会战中的社会动员

1960年到1963年开展的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得益于社会动员的成功开展，其主要动员内容表现为宣传动员、行动动员和组织动员三个方面。石油会战中的社会动员对我国石油工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次大会战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产生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大庆精神。     

中国应对自然灾害的社会动员问题刍议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政府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动员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式灾害动员的实际效果不断提高,信息管理逐渐公开.与此同时,在灾害动员的内容机制和对待国际救援的态度等方面也都有了长足进步和良性发展.     

社会动员的变迁及内在机制——以公益献血的动员研究为例

自1998年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来,中国公益献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往学界往往将这种进步归因于社会体制、政府管理能力、组织结构或者献血者素质的变化,这些解释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献血事业的特色和经验,但其视角却局限于过大、偏和弊。社会动员机制也可以作为公益献血事业进步的一个解释维度。针对献血的社会动员经历了政治动员、物质动员和主体动员的阶段性过渡和有效衔接;在献血动员变迁的过程中伴随着动员意义的建构。公益献血进步的探讨,不仅能反观社会动员的变迁,而且管窥了社会动员变迁背后的社会转型。     

“倚靠体制,面向社会”:体制外公益组织“准社会化动员”的个案研究

"准社会化动员"是体制外公益组织适应"后总体性社会"的产物,其精髓是"倚靠体制,面向社会",其特点是:借用体制因素、以社会资源为目标、采用社会化手段和社会取向。"准社会化动员"显示了"后总体性社会"中,公益组织体制外出生,自下而上,走向与体制良性互动、合作发展的独特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灾害动员的模式初探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进行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是党和国家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内在需要和宝贵经验.建国60年来,党和政府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党政部门为领导者和主导力量、以广大社会民众为主力军和依靠力量、以人民军队为生力军和中流砥柱、以权威媒体为中介桥梁和引导力量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动员模式.     

我国国防动员法立法理念研究

作为第一部规范国防动员建设的基本法律,我国《国防动员法》充分体现了从依靠行政手段转变为依靠法制手段、既维护传统安全又维护非传统安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全方位立体动员和履行国防义务与保障合法权益有机统一的国防动员立法理念,必将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产生深远影响。     

动员与效能:1946-1947年中共黄河复堤运动

1946-1947年中共两次短时期内动员数十万民众,修复黄河下游大堤,确保了黄河归故后的安全。这次治黄工程被称为复堤运动。中共将行政组织动员和政治思想动员有机地结合起来,高效地完成了人力动员;在施工的过程中,虽然组织民工完成了大量土工,但是堤工的质量差,效率低。中共高效率地进行人力动员,却没有实现施工的高效率。因此,复堤运动的效能低下。其客观原因是内战的影响、技术薄弱和物资匮乏;主观因素在于基层干部素养低,民工积极性不高。复堤运动反映了运动式治水方式的效用和内在限度。     

社会动员的本质探析

现代社会,社会动员的时代价值日益凸显。社会动员本质上是一定的国家、政党或社会团体,通过思想发动充分激发和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泛参与社会实践,共同完成社会任务的活动。社会动员是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核心是思想动员,重点在于通过组织引导,发动社会主体参与和推动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动员作为思想发动群众的重要的社会活动,往往具有目的性、参与性、协同性、反复性等特点。     

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

社区建设中情感和行动间的逻辑缺环是社区动员的研究起点.社区建设可视为一种社会改良运动,将社区动员放在社会运动的理论范式下考察,可以从中提取出动员结构、组织与话语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在社区动员之中依然基本处于客体地位,居民作为行动主体的认知框架没有被完整形塑；社区动员的制度化建设逐步推进,但是社区动员的主体居委会,容易因循行政动员的路径,动员效果受限；社区自组织开始呈现“授权式动员”的特征,但是自身制度建设的完整性和组织合法性地位制度化不足成为发展的瓶颈；动员行动的话语选择缺乏与居民生活和社区地域特征的契合,流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缺少激发共同情感和集体行动的能量.     

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中动员型体制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迁.由于社会动员的导入和强化,致使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出现非均衡性发展,并使原本有序的社会变迁从开始阶段的引导型渐进性变革转向速度导向下的压力型强制性变革,进而中断了社会经济的组织性进程,给社会主义改造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历史遗憾.反过来,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地完成,强化了在其后的经济建设中对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社会动员的迷信和依赖,刺激了对政治动员的制度性诉求,并最终导致以政治推动为特征的集中动员型体制的形成.     

现代集体行为中的新结构要素——网络助燃理论探讨

本文从大量群体性事件的经验资料中提炼出网络助燃理论:一方面,网络及其人际传播对集体行为的发生起到组织动员和情绪感染的内部助燃作用,即将集体行为发生的条件和资源不断集聚,这是内聚动员过程;另一方面,网络人际传播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为集体行为寻找合理化依据与舆论支持,即外扩动员过程,它影响媒体报道和政府对集体行为的处理.互联网作为信息的载体和舆论的平台在现代大规模的集体行为的发育和扩散中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条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切实把社会各阶层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时轨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青年动员工作。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立青年动员工作领导机构，建设、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国统区，发动了广大青年推动和支持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争取民主，促进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在日占区，秘密发展抗日青年组织，动员青年与日本法西斯和汪伪政权展开英勇机智地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慈善资源动员与权力边界意识:国家的视角

探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慈善资源动员的手段、策略和方式,不能隔断权威主义动员传统的延续,更不能脱离总体社会结构转型的语境.时下以政府民政部门、工青妇等准政府组织以及各级慈善总会构成的慈善救助主体框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能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辅助性工具,仍然具有较强的公益资源的动员能力.从权力建构的角度来说,慈善资源的动员过程展现了权力的实践形态,国家动员下的公众慈善参与可以划分为身体表演型参与、依附回报型参与、自愿响应型参与.慈善资源的政府动员过程,使公益行动暴露在外来力量或隐或现的强制之下,由此,自然地引发出对资源动员的政府权限与施惠主体的自由意志之理论关怀.政府部门应当自觉树立公益活动领域的权力边界意识,使公共权力"驾行于制度供给领地而止步于私人道德门槛",从而避免重蹈过去慈善捐赠行动偏向政府动员一端的单纯形式主义覆辙.     

网络舆论动员建设刻不容缓——对汶川地震网络舆论功能发挥的深刻思考

网络舆论是一种新型的舆论,网络媒体在自今年年初以来的雪灾、西藏政治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特别是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更是作用重大。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员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网络舆论动员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着力构建国防科技动员机制

科技支前是现代战争战场支援的主要方式 ,完善的动员机制是实现科技支前的重要环节 ,当前必须抓紧构建平战转换机制、军地协调机制、激励补偿机制、监督约束机制 ,才能把科技支前准备工作落到实处。     

舆情疏导的基石：宣传和动员

在新形势下探索创新宣传和动员的模式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其中，关注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宣传和动员的立足点。因为大多数的不良舆情和问题舆情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因此，宣传和动员要在舆情疏导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     

新时期我国文化动员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文化动员具有促进科学文化知识广泛传播、激发强大精神动力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作用。然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我国文化动员却面临着动员主体懈怠、客体限制、介体困扰等方面造成的显而易见的困境。而加强文化资源整合、强化文化动员组织引导和建立健全文化动员机制则是我国走出当前文化动员困境和实现文化动员创新发展的时代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