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 ,日本学者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 ,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了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后来 ,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研究。本文将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 ;并对乡村工业化导致的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单元———基层生产共同体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 ,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层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特征以及对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共同体的重构":对城市社会"终极实在"的追寻——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建设为例

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建设无疑是一次在"共同体的重构"方面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学价值.它不仅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政府与社会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化与社会化的融合,而且还推进了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的有效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城市新型共同体,社会复合主体仍有着一些需要探讨与解决的问题,如社会系统分化、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组织成员的社会认同.     

资源型地区集体产权个体化后的村庄治理

产权结构与治理方式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个体产权结构对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研究发现:个体产权结构的建立与村支书兼任个体煤矿主的特殊身份导致产权主体与治权主体合一,由此引发村落共同体的权力由"道义本位"向"利益本位"发生转变,同时村庄也由"道义型共同体"向"利益型分散体"转变。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产权性质决定了煤矿收益归煤矿主所有,以及煤矿主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不强和村民自治的未有效实现。因此,需要政府、企业、村级组织和农民形成合力,多措并举,确保资源型地区农民分享资源收益,实现村庄善治。     

崩坏与变革前夜的华北村落共同体社会 --沙井村:1940一1949

20世纪40年代的八九年间,华北农村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贫困、动乱与不安,往年被村民们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习惯受到严重的冲击,进入到20世纪以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村落共同体也走向崩溃的边缘.1940-1949年间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崩坏状态值得格外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对旧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与社会结构变动给予确切的历史定位,有助于理解处于变革前夜的旧华北村落共同体的时代性格.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将来时伦理承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伦理承诺是建立在"将来时"时间视野的.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包括三个层面,即"全时间视野""现在进行时的时间视野""将来时的时间视野".共产主义是马克思通过对当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现在进行时的时间视野)而建构的"将来时"伦理承诺.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共产主义伦理承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伦理承诺.基于这一原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基于对当下世界不和谐因素的批判而建构性地提出的"将来时伦理承诺".     

崩坏与变革前夜的华北村落共同体社会——沙井村:1940-1949

20世纪40年代的八九年间,华北农村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贫困、动乱与不安,往年被村民们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习惯受到严重的冲击,进入到20世纪以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村落共同体也走向崩溃的边缘。1940-1949年间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崩坏状态值得格外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对旧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与社会结构变动给予确切的历史定位,有助于理解处于变革前夜的旧华北村落共同体的时代性格。     

"规则何以可能"的存在论反思

本文从哲学存在论层面反思了"规则何以可能"这个当代制度、规则理论的前提性问题.认为,规则即有序对象性存在自身,社会规则即有序社会存在自身;权力的公共化与能力本位是规则成为文明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规则转换的总体方向是以共同体理性为底蕴的不断文明化.     

交互建构：共同体视角下广西农村水利的文化性研究

农村地区水利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乡土社会的文化变迁。从水利共同体研究理论的视角来看,农村地区的用水困境能够通过水利共同体的建构得到消解,而传统社会中宗教、宗族等村落传统文化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体意识往往是构建农村水利社区的必要条件,并且水利、宗族、宗教等多重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建构的关系。     

公私观与现代国家成长

现代国家的特性在于公私的和谐统一。但由于公私观的差异,中西现代国家成长出现不同的历程图景。具体而言,在"私本位"的公私和谐观影响下,西方现代国家是在国家权力和公民社会相互增权的进程中生成的。而在"公本位"的传统公私对立观的影响下,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却不同。一方面,由于受公私对立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显得曲折、坎坷。另一方面,由于"公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呈现出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与扩张,到国家与社会的同构,再到国家对社会的放权从而逐步生成公民社会的历程图景。因此,从公私关系的角度解析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能为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更是农村基层社会及其管理体制的重建和变革.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要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由自然村落制度到社队村组制度,再向社区制度转变,可以整合资源,完善服务,实现上下互动、城乡一体,并建构起政府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相互补充的新型制度平台.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基层组织重构与创新——以改革以来的浙江省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村民自治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浙江省农村建构了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等多个组织并列的多元化组织结构,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受乡村治理环境影响,实际运作中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有村级组织、村级配套组织、超村落民间组织等,形成了独特的横向和纵向组织关系.提升村民自治和发展农村社会,有待农村基层组织的整合和创新.特别是要整合村级领导集体、重建村庄组织、创设新型农村基层组织.     

关系与权力：从共同体到国家之路——如何认识传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总纲

中国人之最重要的生活理想之一,就是实现个人从共同体向国家的跨越,即通过其紧密的社会网络来进入官僚体制.这种生活之路之前提,同中国社会结构设计上的"官"与"民"之间的鸿沟以及功名之路有因果关系.由于中国社会不鼓励个人奋斗,因此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人与地方的促成,进而跨越成功者也让家人和地方分享他的荣耀与资源,从而构成了一种共同体与国家相互交织的运行模式.其中,官本位与家本位是社会的双重现实与价值基础,个人名利及其分享成为社会网络建构的方式与运作的方向.而这些特征将会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不同类型的社会交换,并产生出积极的关系策略.     

马克思"现实的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从马克思"现实的人"的角度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其构建提供思想力量和实践启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作为人类历史新方位的共同体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深入反思和揭示人在世俗领域的"非真实性"与共同体中的"非现实性".通过人与人互为目的 与手段的社会共同体、协作型经济共同体、多元文化共存的文明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创造和累积现实的人的解放的真实条件,为开辟通达真正共同体的现实道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社会学视域下“共同体”概念的发展与流变——兼论中国乡村社会学的共同体研究

＂共同体＂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学术概念,本文探讨、比较了其在社会学及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发展、流变,提炼出当代社会学广义地探讨、界定＂共同体＂的研究取向,及其遵循的＂自下而上＂、＂初级共同体优先＂的方法论原则。同时,围绕中国乡村社会学的共同体研究本文指出：超越共同体的地域性村落社区层面,兼顾在村落内及村落间互动的各类血缘性、精神性共同体形式,或将成为未来中国乡村社会学之共同体研究的切入点和努力方向。     

我国社会道德共同体及其型构策略

按滕尼斯的理解,共同体不仅意味着一群人共同生活,而且意味着这群人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类型之一,道德共同体也是一种精神共同体。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类似于滕尼斯所言的共同体,毛泽东时代的共同体则是"国家主义"的共同体。重构新的社会共同体,尤其是道德共同体,是当前我国社会现实提出的客观要求。当代我国社会道德共同体的特征是:道德人格的平等性、道德信仰的共同性、道德文化的继承性、道德价值的共识性、道德情感的依恋性、道德与幸福的统一性。建构道德共同体的策略主要应包括:建构利益认同机制,夯实道德共同体的利益基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权力阶层的"道德领导力"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发挥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作用,提升共同体成员的责任感和道德自治能力;建立各种形式的"学习共同体"以提高共同体成员的"文明性能力"。     

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马克思国家理论视阈下的主体合作治理

社会秩序的建构离不开包括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国家属性职能的调整是基于社会与个体关系变化。阶级性与公共性是国家的基本属性。马克思工具性国家观认为国家是阶级实现统治的重要工具。现代性国家建构在自主性基础上,更加强调与社会的制度化合作关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对未来社会人的主体性给予深度关注。他们阐述了互惠性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个体的平等参与,国家的公共性服务职能进一步得到体现。在多元化、复杂性的现代社会系统中,国家治理是通过共同体逐步建立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合作关系。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共同体的优势,吸收和激发社会主体的力量,实现政治秩序建构与社会力量的有效融合。     

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

"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政权"干预控制"造就了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这一社会效应使得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面临诸多现实难题.80年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日益冲击着"压力型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调整应从组织重构、社区重建、新型治理机制建构、发展型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系统变革,进而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契约性整合"孕育新的社会条件.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转型,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体现着"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