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认识。若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过程,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只表明经济发展摆脱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完成了经济起飞;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都开始遵循商业化原则,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导致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用。作者认为,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参照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统计与计量检验,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基于农业部门工资决定的视角

文章从刘易斯增长模型的经典著作入手,廓清刘易斯模型的关键假说,以农业部门工资决定原则变化的独特视角,即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定及其对策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这里通过估算得出．我国将在2013年左右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2026年左右迎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而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惟一出路。     

关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述评

以蔡防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论断．其引发了众多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本文选取了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的界定、民工荒、普通劳动者工资、人口红利和未来政策导向等研究观点作以综述并加以评述。     

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基于农业生产函数模型的分析

文章借鉴Minami准则的分析框架,选取小麦生产为研究对象．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和1980—2011年间的中国21个样本省市数据,对刘易斯转折点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劳动产出弹性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其中东北地区最高,其次是西南、华东、华中和西北,华北地最低;（2）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值正在接近实际工资水平,两者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且趋于平稳。由此推断出：中国经济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这一结论不但有助于厘清相关学术纷争曼能够辨析新型城镇化的窟展阶殷和政革方向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

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就业的调整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即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并显示出与这个新阶段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揭示出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文章首先论证了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进城打工已具有不可逆转性。文章还指出,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迫切需要发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即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通过国际比较,文章论证了城市化作为新增长点的意义,对未来城市化的速度进行了判断,并澄清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扩张和人口增加的关系,进而论述了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要点——新老居民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     

“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现实判断

文章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了探讨,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进入关键时期,转型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但不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条件。要实现劳动力有序有效转移,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政策:公共财政支持建立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综合服务体系;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逐步构建城乡统一、全国一致的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率先推动实现区域内城乡居民间基本公共服务同质同价;实现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劳动者向工业劳动者的真正转变。     

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刘易斯模型验证综述

文章针对目前学术界刘易斯模型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问题上的应用讨论,就刘易斯拐点始现、劳动力供求关系、农民工工资变动,以及农业人口流动指标分析等方面具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回顾,并对当前研究现状作了简单评述。     

市场获得与中国劳动力迁徙的边界效应

本研究纳入新经济地理的新型要素——市场获得。试图建立影响劳动力迁徙动力机制的新坐标。利用1998-2008年期间中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样本数据,本文经验验证了“市场获得一要素报酬一迁徙”的倒“U”关联机制,发现我国早期市场获得对劳动力由外围区向中心区迁徙的贡献显著,并决定了“中心一外围”的地区竞争格局。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走向“刘易斯拐点”。进而“人口红利”消退,这均迫使“市场获得一迁徙”正向关联机制趋于弱化;研究估算出我国劳动力要素跨区域迁徙的隐性壁垒（边界效应值）为3．94;且边界效应由东向西呈现出阶梯型上升的区域差异态势：劳动力要素市场呈现出中心区相对开放,外围区相对闭塞的局面,而引力型政策和保障性政策分别成为了劳动力跨区域迁徙的拉力和阻力。政府的配套政策应该保障自由市场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有效配置,在实现我国区域“中心一外围”格局走向均衡化发展的同时,继续维护中国工业生产的要素竞争力。     

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下的劳动力分流研究

文章以中国经济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基本特征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构建一个以结构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分析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区域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理性分流规律。文章认为农民工作为现代产业中最具流动性的劳动力,适时在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做出基于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进行二次流动,是当前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且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     

试论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准

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准应该是死亡率上升时所出现的拐点。中国人口死亡率至今仍未因生育率的下降而出现反弹，拐点还未出现，据此断定中国人口转变至今尚未完成。     

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

本文计算了中国1950～2006年期间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发现早在1990年时内在增长率就已经由正变负。并且通过该指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比较发现,中国过去十几年的低生育率正在逐渐累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此外,本文基于不同的模拟方案结果揭示出,人口负增长惯性将会对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有重大影响。本研究旨在说明,中国人口发展处于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充分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负增长惯性问题,有关人口决策必须尊重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