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天理的民主”：从《政道与治道》到政治儒学的开展

作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上的一种概念突围,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论为现代秩序重构开辟出了一个本源性的理论再生视野。民主理念代表的公共精神被视作儒家天理意义上的现代秩序构造性原则。当代政治理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反思性资源来审视此种政道论的思想价值与理论缺陷,而由之形成的中国政治传统智慧的再提炼与开拓也需要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共和宪制视野中寻找新机。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大陆经历了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尚有两个问题有待于澄清：一是对现代新儒家范围的界定分歧太大，二是对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探讨不足。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现代儒者、现代儒家、现代新儒家三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主要在于：１．它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２．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新儒家由传统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经消化西方哲学的“方以智”，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３．传统儒家只言心性之学，未明言道德的形上学，现代新儒家则明言之；４．传统儒家没有开出知性之独立系统、现代新儒家则开出之。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知识、道德与传统儒学的现代方向

文章试图通过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知识与道德代表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人们对道德的关怀方式也有认知的和实践的两种,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可以各自独立发展;尽管知识与道德的结合可以是一个理论课题,但是它们之间的真正碰撞和结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生。正像我们不能指责研究知识论就犯了“重知识、轻道德”的错误一样,也不能指责儒学作为一种道德传统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不少现代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学者)之所以从“形上学”、“存有论”等角度来寻求传统儒学与知识之间的结合,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误认为传统儒学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而没有把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的现代结合,当做一个现代人在面对知识世界的时候如何确保或重建自身价值的修身功夫和道德实践。     

徐复观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新儒家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并不存在什么“反现代化”的问题 ,而是对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作一种深度的反省。徐复观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家在这方面的成就。他认为 ,“现代文化的性格”的弊端在于 :只重视和发展“科学世界” ,而忽视和拒斥了“价值世界”。现代人的“价值世界”的失落 ,最为凸出和最为关键的 ,是“思想”的困境与危机 :“科学世界”的过分膨胀所起的整合———异化作用 ,使现代化时代成为了“不思不想的时代”。他进而对中西文化的价值作了新的衡论 ,主张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发掘出那些西方近现代文化所缺乏而又必需的生存智慧 ,以改善两个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现代人类走出现代性的生存困境     

贺麟与战国策派：抗战中国文化重构的德国谱系

抗战是中国文化重构的时刻，其时中国学者在文化重构之致思上借鉴德国思想文化者，以贺麟与战国策派为典型。坚守儒家立场的贺麟，试图以黑格尔哲学拓展儒家思想之本体论空间，进而铸造一个儒家体系的现代中国。战国策派则试图通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对中国文化“文”“武”分离的弊病观照，并以尼采的“超人”哲学、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升华中国之游侠文化传统，最终建造一个文武兼备的现代中国。双方对于德国思想经验之师法，旨趣皆在于对本土文化传统作一现代国家维度的转换。但对儒家与游侠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召唤，却让贺麟与战国策派由最初的共谋而分道扬镳。这一隐微的思想史图景，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与主体确立问题上的内在矛盾。     

困境与反省——当代新儒家的问题与出路

五四运动后,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堤决水溃的局面,当代新儒家在返本开新的旗帜下,全力于探索儒家心性论的现代转化,为传统儒家哲学在新时期中达成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然而,他们在将心性论形上学化的同时却难于逃离内外交困的处境,一方面对心性本体的自我证会难免流于个私的体验和独白;另一方面扫相证体的形上学方法又将人的实存世界给予遗忘.因此,尽管新儒家的思想精致和独特,但却不能免除其精神上的粗糙.     

对"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言人"的出色解读--评《终极信仰与多元价值的融通》

近20多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注重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斐然。不过,研究者大都倾向于对第一、二代新儒家的研究,相关论著已达数十种之多,对第三代新儒家的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这既与第三代新儒家正活跃在学界、思想尚处在发展过程中有关,又与第三代新儒家群体立场的多样性有关。姚才刚博士新著《终极信仰与多元价值的融通——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10月第1版)的出版,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刘述先先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哲学界视其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言人”。他虽已年届古稀,却仍然活跃在中…     

儒家道德人文精神的现代贯注——现代新儒家“社会控制”思想探微

时至今日,中国仍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作为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家对于如何顺利实现这种社会转型,提出了一套颇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的有关思想看作是一种“社会控制”理论。本文拟对现代新儒家这方面的有关思想作一简要地述评。 众所周知,现代新儒家的根本目标是要     

对“内圣外王”思想现代转化的反思

儒家传统思想能否实现现代转化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通过研究和反思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转化的过程,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对＂内圣外王＂思想进行的现代转化,认为价值取向上传统或复古的导向以及对现代性的片面认识是＂内圣外王＂思想没有实现现代转化的原因,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儒学内在超越和西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内圣外王＂的现代转化才有可能。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明清之际的文化批判思潮

近现代的中国,由于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历史传统的深沉厚重,西方列强的侵略干涉,致使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工程显得异常复杂艰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种种思想论争,无不归结到“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时代主题上.而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工作,正是围绕这个主题逻辑地展开,展现了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促进了人们对中华文明复兴热情的高涨.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试论孔子知识论的现代意义

现代理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即要求“系统而可信赖的知识”．这本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在现代社会,理性至上又给人类文明带来价值失落的弊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儒家传统中的知识论思想,探究儒家的知识论与价值维护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形成

在毛泽东军事辫证法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源与养料.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对中国古代兵书中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直接汲取和利用;(2)对中国古代典籍中具有谋略意味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中的合理因素进行改造、利用;(3)对记载于史籍的有关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战争谋略和智慧进行摄取并加以灵活运用;(4)对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历史典故、民谚俗语、棋艺戏曲中的生活智慧加以提炼萃取,并用于对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阐释与说明.正是注重汲取中国传统智慧,从而使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     

论儒家思想的适应性

儒家传统文化究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动力还是阻力,近年在学术界争论较大。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向近现代转型,可说始于戊戍维新的托古改制:之后洋务派又提出“中体西用”;五四后,出现了梁漱溟为早期代表的新儒家;与梁同辈的熊十力提出了“内圣外王”。50年代,现代新儒家的思想阵地主要转移到港     

试论梁漱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

当代新儒家中不少人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归结为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于它是相对西方传统的宗教神学与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被认为是居于二者间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其实，这一思想，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作为新儒家逻辑起点的梁漱溟的思想之中。不过，梁氏将这种人文精神称为“理性至上主义”，它所尊崇的既非超世的上帝，亦非沉沦俗世的物，而是梁氏所谓的“理性”。梁氏认为，由于中国人服膺理性，铸成了中国特殊的民族精神。因此，分析研…     

知识观重构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学逻辑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赖于以“人学”为内核的现代知识观的重构,这种重构集中体现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两个层面上,是朝向“中国”“儿童”与“文学”的现代革新。对于“儿童文学是什么”的元问题,存在着“发现”和“发明”两种知识依据,牵连出“本质论”与“建构论”两种发生路向。儿童文学“不可能性”的提出并非否定其知识的合法性,而是因儿童与成人分立的知识集而引发的认知界限的质疑。不过,在知识传递中这种成人话语的强势绽出,遇合了以思想优胜推导儿童文学发生的逻辑机理,也助益了知识观的重构。新文学知识观的重构为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人学资源及认知装置,而儿童文学的发生又参与了人学知识观重构的现代工程。这种双向发力的机制,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