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与政体：理解中国政治的传统视野和现代资源

2015年4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弘道书院举办了一场以“治道与政体”为主题的致公论坛，这也是弘道书院今年着力推广的“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此次对话的四位嘉宾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研究各有专长。围绕这一主题，四位嘉宾各抒己见，交相驳难，就理解中国政治的传统视野和现代资源展开了一次中西之间的激烈碰撞。     

民本与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话语重建

2015年4月20日，弘道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一场以“民本与民主”为主题的思想对话，这也是弘道书院今年着力推广的“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三场。此次对话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儒学、政治学、法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和新生代表。围绕这一主题，四位嘉宾展开了一场跨学科、多视角的精彩对话。     

革命与更化:立国时刻的治体重构

中国政治传统中积累了深厚的立国智慧，注重统一、安定之后的政教重建。古典革命本身意味着社会政治风化的向善提升、最终指向政治共同体精神的教化变迁。更化就代表了政治体致力于善治的文明化转变。儒家传统对于更化有全盘复古和与时损益两种激缓进路，渐进调适论在历史中更显出实践稳健性。政治更化着眼于立国构造中政治精英群体的养成，以此影响立国精神与政治权力再分配，体现出兼顾政治信念与宪制结构的治体论意识。文教振兴因此有其宪制蕴涵。更化立国的政治技艺，避免全盘复古的激进变法冲动，也避免将政治转型急切聚焦于政体制度的大规模改变。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变迁的关键维度。     

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说的三个面向

现代儒者钱穆着眼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悠久智慧与文化体系的根本原理,力图在启蒙革命主义之外阐发对于道统和治统的别样诠解。道统作为立国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识,本身蕴涵了中国文明基于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构设,进而与治统形成了相维和相制两种基本关系。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论题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体论范畴,在共和一统的国家建构方向上重新阐明道统新义,思忖宪制新态。这一论述显示出对于大国文明实现共和新命的深沉忧思,中外比较申说也生发出极具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基于就业稳定性差异的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研究

从就业稳定性差异的视角,基于不同就业特征农民工群体进入自雇创业因果机制的差异,对人力与社会资本在稳定就业与不稳定就业农民工自雇创业中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利用实地调查数据的检验,发现人力与社会资本对不同就业特征农民工群体自雇创业的作用方式不同:不稳定就业群体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越低,社会资本桥梁性越高,越可能进入自雇创业;稳定就业群体人力资本中的城市工作时间越长,社会资本内聚性特征越强,越有可能进入自雇创业。     

论作为治体生成要素的民心：一个历史政治学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者对于重大政权更替的变迁规律累积了敏锐而丰厚的洞见，自秦汉之际一直到清末民初，民心在其间被赋予了根本原理禀性，其得失决定了政权兴亡。基于天人合一的政教精神，天命政治被归结为民心政治。民心的根本是人之大群情性，推重大公中正，处于塑造民风民俗的根本地位，也是政治领导者的正当性来源。为了克服政治衰变中的民心失范，优良政治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一个包括政治原则、制度方略和政治主体三要素的治体。立国思想家强调政治家相对于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对于治民事、经制纪纲（礼治）相对于刑罚威权、更化相对于变法的一系列优先性。这代表了对于政治事务的一种规范性理解，它伴随历代立国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与重构，形成中国政治文明的要义之一。在现代转型初期，民心政治及其治体论遭到现代西方民主政体论的挑战，其义理架构有被社会契约论消解替代的趋向。同时，在严复、梁启超、李大钊和钱穆的思想中，治体论仍作为深层思维资源发挥着牵引作用，显示出与民主政体论的某种融会和张力，民心在立国精神层面的构建价值仍需要充分领会。     

主持人语：“输入学理”与西来政治观念的中国化

百年前揭幕的新文化运动,若以"问题与主义"之争所达成的共识来说,是以"输入学理"为其核心智识取向的。当然,这一"输入"的一个显性思想前题,是对中国传统资源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断弃。换言之,晚清"中体西用"所试图挽留或捍卫的"中学"文教传统,正是新文化运动意欲碾碎于历史进步巨轮之下的。新文化运动的西化主义,应对晚清以来持续发酵的文化—政治危机,涵盖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二者交织变奏,本处于其内在逻辑之中。     

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

一、现代中国与儒家叙事 曾亦:保守主义的回归:从康有为到邓小平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思想实际上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就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这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各派思想,无论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右派的自由主义,还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实际上都接受了这样一个革命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五四”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条比较清晰的、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道路.     

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

为应对西式流行话语和现代政治转型的挑战,钱穆立足中国传统,围绕法治问题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他的法治新诠包含三个递进层次,即普遍性的系统规则和制度、立国宪制、政体安排。钱穆强调现代中国的文明政治需要充分重视民众的自由刚健精神与国家的优良公共治理,在立国宪制中维系一种自由进取的衡平精神。基于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的保守化处理,钱穆构划了一个以贤能政治家群体为中心、尊严与效能相维制的衡平政体。其论述一方面包含了对传统礼治、法治的现代阐释与评估,另一方面引入对西方传统的别样审思,呈现出“新诠”之为新的双重指向。     

政治思想史家的道与术：宋代理学领域的省思——兼论思想传统研究与社会转型之关系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于未来学术的发展将发挥何种作用?要展望这个前瞻性问题,需要对过往的研究进行认真深入的反思。本文特别择取20世纪以来宋代理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范例,探讨其理论方法论特征。萧公权受现代政治学观点影响,采取脉络主义的历史方法,在理学—功利相对抗的叙述模式下把理学视为缺乏实际效用的保守政治思想;侯外庐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指导,运用阶级分析一意识形态的理论架构,揭示了理学为封建社会秩序论证的历史本质;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强调历史脉络主义的进路,透过政治文化的视角重现了宋代儒学内圣外王而归于秩序重建的时代诉求。结合另外两个案例(墨子刻和包弼德),本文特别围绕余英时著作引发的学术讨论,探讨其中历史还原与解释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关系,指出二者之间的紧张性具有积极的、创新的可能空间。这种紧张性体现出政治思想史家的价值关怀(道)与研究方法(术)的复杂关系,也为激活该研究领域的生命力提供了有益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