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城隍庙"异例"考

明清时期，城隍庙作为一种“国家化”神祗的物化标志，其理想状态是与各级官僚机构相对应。与此并存的是众多作为“异例”的城隍庙。认识此类城隍庙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及其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城隍信仰研究。就明清时期的山东而论，镇城隍庙的出现与商品经济发展无必然联系；城隍庙处于城外与礼制无违；对应于同一官僚机构的数座城隍庙并存的情况是官方极力避免的。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再探

商业文化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商业特质的文化现象。明清时期汉口城市迅猛崛起,从芦苇丛生的河滩废壤一跃而成为“四大名镇”之首、“天下四聚”之一的商业巨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与其繁荣的商业相适应,汉口也有它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消费文化等是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的主要构成。     

苏州城市文化的诗性特征

明清时期的中国文化艺术,是属于北京师和南苏州的时代。明清时期苏州诗人群星灿烂,几乎占据了中国诗坛的半壁江山。在明清繁盛的市民文学中,吴地民歌是鲜活生动的一种样式,受到文人的喜爱。明清时期苏州园林鼎盛,对园林的各种记载描写也逐渐增多,其中有不少文字精美,揭示出苏州园林构建人居环境艺术之美,显示出苏州城市文化中诱人魅力。苏州的戏剧艺术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对明清文学和苏州城市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安徽清节堂”历史街区复原初探

城市记忆的连续性承载了一个城市肌理的演变,如何连接断裂的城市记忆对于唤醒市民的历史认同、城市的更替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安庆作为安徽省明清时期的重镇,有太多的城市记忆需要我们去找寻,“安徽清节堂”作为这些记忆的组成部分,至今发挥着历史的风采.     

女性文摘

王雪萍在《史学集刊》2008年第5期撰文《明清“义婢”现象解析》中指出,明清时期关于“义婢”的记载较前代明显增多,这一颇具时代特色的“义婢”现象具有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首先,明清时期的“义婢”称谓是当时特权阶级掌握的话语权体系下的系列产物之一,是指在主婢尊卑及隶属名分投射下对主人实践义行的婢女。“义婢”称谓的形成与该时期“义”之内涵相契合,此时“义”已被蒙上了浓重的忠君、     

明清时期南阳盆地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

明清时期南阳盆地的城镇已形成“府城—县(州)城—集镇”三级体系,其城镇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是农村集镇的发展,这使得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渐趋均衡,具有集镇占绝对优势、县级城市居中、府治城市相应发展、呈金字塔形的等级规模结构特征。     

徽商与扬州

徽商,是我国明清时期一大商人集团,对全国社会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对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资料表明,徽商与扬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对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均产生过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因此,研究徽商与扬州的关系,对了解明清时期扬州城市历史发展的原因,是有所裨益的。     

论道教美学思想对明清俗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道教的审美思想在民间文化中得到较充分的表现。明清时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道教的审美趣味与世俗人情融合在一起,折射出明清文人的审美趣味,同时,对“至善”为“至美”的审美形象的描写及推崇;将“痴”人形象作为真实无伪、纯真不俗的象征,反映了道教美学思想对明清文学艺术的影响。     

明清白话小说对江户“读本小说”的影响——以《南总里间八犬传》为例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呈现。江户时期,形式完备、内容丰富的明清白话小说大量传入日本,给日本文坛带来一抹新气象。他们通过“翻案”明清白话小说,创造出崭新的小说形式——“读本”。“读本小说”的诞生促进了日本近世小说创作的进步和繁荣。本文以曲亭马琴的《南总里间八犬传》为例,分析明清白话小说对江户“读本小说”的影响,为认识中国古代小说对日本江户时期小说发展的影响提供依据。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研究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是在继承传统商业伦理的基础上，又在“敬业自重”、“义利互动”以及商人素质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儒家经济伦理对商业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明清时期商人阶层角色心理转换的结果。     

历史文化名城 旅游观光胜地

“秦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两汉看徐州”的说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徐州这座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正以她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国的一座新兴旅游城市。 无以伦比的“汉人三绝” 历史上,徐州素有“九朝帝王徐州籍”之说,以及“龙吟虎啸帝五州”之誉。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刘邦即帝位后,册封其弟刘交为楚王,定都彭城。其后共延续了18代,长达400多年。如今规模宏大的汉墓奇观、深沉厚积的汉画像石、闻名遐迩的汉兵马俑,堪称徐州文物古迹中的“汉代三绝”。     

"什么"非疑问用法的演变和发展

“什么”的非疑问用法大致分三个发展阶段：①唐五代时期;②宋元时期;③明清时期。在唐五代时期,“什么”有了虚指用法,但任指用法还不太稳固,并且指别性虚指明显多于替代性虚指。宋元时期,任指用法趋于稳固,但还没有替代性的任指用法。而明清时期,“什么”的非疑问用法已经很完善,既有虚指,又有任指,既有指别性的用法,又有替代性的用法。总之,“什么”的发展存在两个序列：1）虚指〉任指;2）指别性〉替代性。     

宗教信仰空间的分布与选址因素探析——以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为例

以时间和空间为视角,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可分为明代城内寺院、清代城内寺院和城外寺院三类,这三类寺院分布于今天兰州城市内外的各个区域,而它们的选址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人口、地理、历史和风水四方面因素的影响。作为佛教信仰空间的城市寺院,其分布与选址具有明显的特征,从中也可窥见明清时期兰州城市信仰空间和职能的泛化与城市人口信仰的世俗化倾向。     

上海城建:人才需求热引发培训升温

说起上海近年来的变化,让人感受最深刻的可能就是城市中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了。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城市建设不仅能体现其品位,更能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增强自身竞争力。上海白“九五”时期的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建成以来,     

明清徽州与其他地区妇女节烈现象比较

明清时期,徽州地狭人稠的地理环境,迫使徽州人大量出外经商谋生,形成了徽州人的特殊婚姻生活。“东南邹鲁”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徽州淳朴的民风。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异常突出,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相关联。相比明清时期其他几个节烈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发达的理学教育之熏陶和强大宗族力量之控制,是明清徽州节烈现象的突出成因。     

明清时期陕西的织造局与铸钱局

明清时期陕西织造局和铸钱局的设置与生产屡有兴废,以实录等史料为基础,对陕西织造局和铸钱局进行全面论析。研究发现,明代织造局常由朝廷派“中官”前来监造,由朝廷相关部门设计“图式”,拟定不同的艺术图案,并选择技术人员从事织造,其费用一般由朝廷和陕西地方各出资一部分;明初铸钱局有“炉座”39座半,位居全国第三位,明代铸钱所用矿产原料料主要靠本地供给,清代先是本地供给,康熙以后主要靠“滇铜”供给,后者由“官商”采办,运输费用巨大;两局的开办,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自服务对象的需要,但也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反思“封贡体系”: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侧面

关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唐东亚”与“明清东亚”,根据汉唐时期或明清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所提炼出的要素对于10至13世纪的东亚解释力不足。虽然学界关于10至13世纪东亚各政权间具体问题的探讨,为宏观探讨同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但仍未步入理论层面。制度化的封贡体系的形成时间正是在11世纪初,即辽朝中期。缺乏对10至13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整体把握,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是怎样由“汉唐东亚”步入“明清东亚”,进而也就无法正确认知当代东亚国际问题的历史症结所在。     

上海城市文化与杨绛的喜剧创作

20世纪 4 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兼容中西文化的东方大都会。这期间 ,杨绛居住在这座城市中 ,创作了她仅有的两则喜剧 (《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喜剧性影响了杨绛喜剧的创作风格 ,这座城市不彻底的现代性和“上海人”不彻底的“市民”身份决定了杨绛喜剧在题材、人物和喜剧结构上的特色。在上海城市文化影响了杨绛的喜剧创作的同时 ,杨绛也在她的创作中积极地消弥其中的冲突和裂痕。这种互动的创作使得杨绛的喜剧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风俗喜剧创作中的巅峰之作     

让百姓称心对历史负责——镇江城市形态观察和研究

镇江先民自古依江而居,揖舟农耕、休养生息,日见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六朝时期即为“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之一都会”。因山为垒,缘江为境,东吴更是高筑城池,城楼巍峨、城墙坚固;城内街巷井然、城外车马大道,居民愈十万众,盛极一时。历经2000年沧桑,虽经外敌人侵、内战纷乱,亦有火灾水淹,然屡次重建又复兴,延绵至今,城域几近百平方公里,居民近三百万,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已然是长三角地区具有独特风貌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把镇江置于长三角地区重要城市这一位置上,我们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看一看当下城市形象如何？又该作怎样的思考？     

宋代定海县城市形态研究

研究宋代县治城市形态的变化过程,是探讨中国古代城市空间演变的重要途径。明州（庆元府）定海县于后梁时期始建城墙,呈现镇、县并存的早期城市发展模式。南宋在承袭后梁古城区及“城西市”区的基础上,再度出现军寨、县城并存,共同促进城市生长的“双子城”格局,催生了新的城市中心,继而为明清县城的形态奠定了基础。明初定海罗城的修建,改变了开放式街区形态的发展模式,体现了县邑在宋至明代由无城到有城的背景下城市空间形态所发生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