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研究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是在继承传统商业伦理的基础上，又在“敬业自重”、“义利互动”以及商人素质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儒家经济伦理对商业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明清时期商人阶层角色心理转换的结果。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探略

影响汉口商业文化最本质的原因是地理位置。汉口处两江交汇之地又兼为九州之腹心,九省之通衢,其地利条件是商业和商业文化发达的客观基础。汉口城市的繁荣还离不开历史机遇和主观动力,这尤其表现在汉口开埠使西方商业文化渗入,传统的商业格局开始解体,从而为武汉城市的近代化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而张之洞对武汉的打造则为近代汉口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主观的动力。由于汉口城市的商业特性和移民特性,本土文化、异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熔铸于一炉,汉口商业文化呈现出五方杂处,华洋纷呈的特色。这种“大杂处”,形成了汉口对异质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城市性格,使汉口城市在近代化的转型中较少有传统的羁绊,易于接受新事物,并能随新而变,与时俱进,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东洋之芝加哥”。     

清代前期汉口的币材市场与宝武局铸钱

清代前期地居华中,素称“九省通衢”的汉口镇,以其繁盛的商业被称为“天下四聚”和全国“四大名镇”之一,而矿产品是其市场营销的六种主要商品之一,尤以铜铅锡等币材为大宗。因而武昌宝武局的铸币生产与汉口币材市场的规模及其盛衰密切相关。两者相辅相成,兴衰与共,构成了武汉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本文就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对清代前期汉口币材市场与宝武局盛衰的历史过程及其相互作用进行探讨,从而为古代城市史和铸币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实例。     

清末汉口贸易地位的转变与武汉现代化的开启

汉口作为明清时期(1840年前)的商业巨镇,于1861年开埠后,其贸易地位与角色发生了转换,即由传统的内陆贸易转运中心到面向国际的大商埠的转换。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徐徐开启了武汉现代化的进程,但在1861年至1889年张之洞督鄂之前,这种现代化是外源性的、被动的,从张之洞督鄂至清廷灭亡,武汉现代化的启动呈加速态势,在这一进程中,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清山东城隍庙"异例"考

明清时期，城隍庙作为一种“国家化”神祗的物化标志，其理想状态是与各级官僚机构相对应。与此并存的是众多作为“异例”的城隍庙。认识此类城隍庙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及其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城隍信仰研究。就明清时期的山东而论，镇城隍庙的出现与商品经济发展无必然联系；城隍庙处于城外与礼制无违；对应于同一官僚机构的数座城隍庙并存的情况是官方极力避免的。     

近代汉口钱庄性质的转变

汉口是旧中国华中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而“素称各业之冠”的钱庄则为汉口旧式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以清末(公元1908年)为例,汉口有钱庄121家,而同期票号只有32家,官银号只有2家.鸦片战争以前,汉口钱庄是封建性的金融机构,它是适应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起初,它的业务仅有服务于商业的“兑换”一项,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四种主要业务:兑换、存放款、汇兑及发行“钱票”和“庄票”.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旧式金融机构当然不能超然度外,汉口钱庄也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在性质上发生了两种变化.第一种变化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不断扩大所引起的汉口钱庄的买办性;第二种变化是十九世纪末期汉口的钱庄向民族资本主义的转化.当然,这两种变化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一鸦片战争后,汉口由鸦片战争前的华中土货总汇中心一变而为侵略者在华中掠夺原料、倾销洋货的集散地,商业资本卷入国际     

江南历史文化名镇 南浔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南浔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早在明清时期,南浔的经济就十分繁荣,素有“江南巨富之镇”、“中国江南的封面”之誉。现在,这里的沿河古民居建筑群,不但有多处江南名园,还保存有号称“江南第一宅”的古民宅和中国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     

明清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河北泊头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是中国运河漕运发展的最高峰,在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在沿运一线出现了诸多像天津、临清、聊城、济宁、淮安等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商贸城市,其中河北泊头虽仅为镇建置,但却是河政中心、漕运码头、商业基地,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均带有贯通南北的运河特色,深刻凸显了明清漕运对运河区域社会的影响。     

明清时期晋商门面设计中的文化情态

明清以来，门面设计作为创造商品附加值的特殊手段一直深受晋中商人的重视。本文试从字号、匾额、楹联、门面装饰等设计元素出发，揭示晋中商人是如何通过商业门面这种独特的语言来宣扬商业伦理道德，渴求社会认同，塑造“良贾”形象的，进而展现晋中商人的价值追求、角色心理与文化情态。     

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

镇江因长江、运河之利,商业向来发达.明清时期,镇江地处江南两大经济中心--苏杭和南京之间,商业发展受到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的辐射和影响,镇江发展成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的区域中心市场.中转贸易、米粮业、丝绸业、木材业和水上客运业是明清时镇江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区域中心市场,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在江南商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中转贸易的特殊性、本地商品生产水平和手工业水平的限制,与苏杭、南京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相比,镇江商业水平逊色不少,影响了近现代镇江商业经济的发展.     

晋商文化及精神对现代工商管理的影响

晋商在明清发展到鼎盛时期,曾是在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商邦。他们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晋商文化以及节俭勤奋、明礼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商业精神是其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我国"儒商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典范,是我国商业文化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晋商文化及精神,挖掘其内涵,坚持古为今用,将对新晋商的崛起和现代工商企业管理改革与创新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从娱乐狂欢到节日经济：明清端午之消费问题初探

从饮宴、衣饰、节庆祭仪和龙舟竞渡等方面具体分析了明清时期端午节日消费的主要内容及其经济文化意义。指出源远流长的端午文化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然出现了变化与新趋势,除了娱乐狂欢依旧外,＂节日经济＂的意义越发凸显,端午节浓郁的商业气息与消费文化气息使我们又一次触摸到了明清社会＂现代性＂的一面。     

明清徽州与其他地区妇女节烈现象比较

明清时期,徽州地狭人稠的地理环境,迫使徽州人大量出外经商谋生,形成了徽州人的特殊婚姻生活。“东南邹鲁”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徽州淳朴的民风。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异常突出,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相关联。相比明清时期其他几个节烈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发达的理学教育之熏陶和强大宗族力量之控制,是明清徽州节烈现象的突出成因。     

明清浙东学术与宁波商帮发展

明清浙东学术与宁波商帮之间,实有相辅相成的内在渊源。浙东学派猛烈抨击儒家传统经济伦理,提出了“新四民”、“工商皆本”、“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等主张,而孕育这先进的经济伦理观的社会基础,正是宁波悠久的贸易传统和崇商敬贾的社会风尚;理论又反过来推动儒生弃书服贾,使“宁波帮”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论“天坛文化圈”

从北京不同的区域来看，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各个区域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有异，于是人们将其分为不同的文化圈，比如“宣南文化圈”、“运河文化圈”、“永定河文化圈”、“长城文化圈”等。从明清以来，处于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成为连结皇宫与天坛、先农坛的天街，并逐步形成了以祭天文化为核心，以商业文化、会馆文化、梨园戏曲文化、工艺美术文化为特色的繁华的街区文化。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天坛文化圈”。     

矛盾困惑中的历史反思--评卜正民新著《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加拿大学者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生动地描述了明代商业文化。该书采用以“四季”概念为框架划分的编年体写法和多角度的研究视角,颇具艺术性和趣味性。书中分析了明代商业文化所具有的“纵乐”与“堕落”的两面性,观点新颖,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但作者在书中过于强调商业对社会变化的作用,忽视了其他社会因素,导致论述有所偏颇,对一些史料与史实的误读也使论述存在讹误。总体而言,该书视角新颖,文采优美,生动地描述出了明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脉络。     

明清时期湖北地区商业发展初探

明清时期是湖北商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文章从物流、商流、本省商人的崛起以及商业发展的动因等方面对此期湖北地区商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陕西书院的经费来源与用途述论

元明清时期,陕西的书院对推动陕西及周边地区教育发展、弘扬关学、传播儒家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费问题是书院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书院实现教育宗旨的重要条件。依据《陕西通志》以及各县志资料,对元明清陕西书院经费的收入来源和主要支出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从经济角度了解到古代陕西书院制度的管理及运营情况。     

论明清徽商及其子裔之文学贡献

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传统和特点,这为他们积极地投入到文化事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至明清时期,徽商及其子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极受社会关注的时代文化群体。徽商及其子裔在文学上的贡献甚大,在引领文学风气的转趋、丰富文学创作的题材,以及推动文学创作的传播等方面均有建树。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商及其子裔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绩,恰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他们在中国古代文化事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