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研究综述（2003-2012）

作为明清封建王朝重要的交通和经济命脉,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十年来有关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研究视野和领域有所拓宽,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呈现出由研究运河及漕运的宏观、整体情况向具体区域或单个城市转移的趋势,但区域研究不平衡的现象仍很突出。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的运河漕运及其社会影响

徐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的重要地区,为保障漕运而导致的运道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徐州商品经济的兴衰。漕运在明清小说和徐州地方戏曲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徐州地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影响徐州城市选址和建设的若干因素中,漕运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漕运无疑是影响明清徐州城市兴衰变迁的重要因素。     

明清运河区域人格神信仰成因探析——以白英为中心的研究

明清京杭大运河的畅通,水神信仰随之繁盛."功莫大于治河,政莫重于漕运",在这一重大政策指引下,明清两朝不断的把一些历史名人和那些为保运利漕作出突出贡献的现实之人尊奉为水神,一个个新的人格神在运河区域被彰显或树立,同自然水神一道,佑助运河的畅通.运河区域逐渐形成了以人格神信仰为主的明清水神信仰文化.成为运河文化的一重要成部分.     

明代徐州段运河河道整治与漕运管理述略

漕运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在明代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由于运河徐州段在整个南北漕运中位置的重要性,明代政府极为重视对徐州段运河河道和漕运的管理,除了治理险段、开凿新河道外,还设置众多漕运机构进行管理,在保证南北漕运的安全畅通的同时,对徐州城市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首任漕运总兵官——陈瑄

明清时期是漕运高度发展、制度渐趋完备的时期,而对明代漕运贡献最大者当属陈王宣.陈以武将出身,总董漕运三十余年,为第一任漕运总兵官.他在任期间所做的通河、凿渠、运粮、建仓、置舍等工作,奠定了明清漕运的基石.     

运河水柜——南四湖与北五湖的历史与变迁

运河水柜是保证运河畅通的关键环节。运河沿岸的重要水柜北五湖与南四湖的形成历史与变迁过程大致为：北五湖是古大野泽、梁山泊的遗迹,为黄河改道淤塞古湖泊而形成,于元朝伴随着运河漕运兴起疏浚而成为水柜,清末因运河废弛、佃民开垦而消亡;南四湖乃是地质沉陷加上黄河洪水壅塞扩张、合并而形成,在宋朝被作为水柜以济运,明清时期在围湖造田与黄河洪水侵袭中不断地变迁。南四湖与北五湖的变迁对运河航运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北五湖的消失直接限制了京杭大运河会通河段的复航。南四湖与北五湖的历史与变迁研究对未来运河的全线通航规划具有积极意义。     

运道与信仰的正统化:以清代高邮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漕运、河工事关国计民生,河湖密布的地理环境使得高邮成为运道治理的重点地区。运河的流经在促进区域社会信仰多元化的同时,也使得本土信仰的内涵发生置换。漕粮运输、运道治理以及水上航运的现实需要使得当地的康泽侯、五龙王、露筋娘娘等区域性神灵的职能有所拓展。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这些神灵又被增加了护佑漕运、保障运道和航运安全等职能。高邮运道之艰难以及官方保障漕运畅通的现实需要是信仰内涵发生置换的主要原因,漕运和河道官员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置换与漕粮运输、运道治理密切相关,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浓厚的官方色彩,其在满足漕运群体信仰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信仰的标准化和正统化。     

通州新城建设与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北京通州是北京市运河文化遗产分布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地区。自金代北京成为封建王朝都城以来,通州作为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为北京城的发展和壮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长期的漕运职能使得通州积淀了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并     

运河和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

运河漕运体系在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 ,都城和行政中心城市体系的形成 ,中国南北城市系统的整合和运河城市类型的产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河漕运体系是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重要基础 ,并使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呈现出独特的形态和规律     

“通漕”与“变漕”——明清漕运法规变革研究

明清时期漕运关涉国家命脉,为保障漕运而制定的各项漕运法规也因此较为严格。明清易帜,漕运之制虽大多被相沿承袭,但有关法规如选补官丁、回空限例、运漕脚价、沿途攒运、船帮额数、扣追欠款等却发生了部分变化,总体呈现愈加细密、严厉的特点。这些应时之变,既是明清社会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立法与执法之间的矛盾。     

明清张秋水患与河道治理

明清两代,黄河水患频繁,不断冲及张秋。政府致力于漕运的畅通,治河的目的是保卫运河。明代借黄济运的措施,给漕河带来严重的后患。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政府治理水患渐不及时。张秋水患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水患的典型,通过对张秋水患及其治理情况来分析两代治理河患的特点。     

略论中国古代妨害运河漕运的犯罪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历朝政府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采取严明的法律手段保障其运行,严厉惩处各种妨害运河漕运的犯罪。探讨漕运的管理机构及妨害漕运的犯罪及其惩罚措施。     

卫河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

卫河是海河水系的五大河之一,它在历史上是条重要的运河,在南北漕运中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直到现在仍然有利用的价值。卫河的形成,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卫河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曾出现一些与它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曹操开白沟,隋炀帝开永济渠,以及明清时期为了解决漕运与灌溉的矛盾对它所采取一系列措施等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对研究卫河的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今后卫河的综合治理也可提供一些借鉴。     

论运河与梅尧臣诗

梅尧臣少年至老年皆有通过运河四处辗转的应举、宦游、会友、省亲等经历,还做过“监永济仓”这样的漕运官,一生中的运河行旅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宋初诗人中并不多见。他了解漕运的日常经营,其现存诗歌中有百余首关涉运河。运河行旅增加了梅诗的创作量,扩大了梅诗的创作题材,影响了梅尧臣的观察和体验,锻炼了他的诗艺。梅尧臣运河行旅诗除纪行诗、“悼亡诗”“悼子诗”、悼念友人和嫡母的诗外,还有多首深刻犀利又不乏理性评价汴河漕运的政论诗。运河对梅诗“平淡邃美”风格的形成有显著影响,运河行旅进一步促进了梅诗的散文化、口语化、议论化、讽刺化风格。梅尧臣的运河行旅诗批评了部分统治者借汴河进行的掠民和奢侈活动,他认为汴河主要是利河,他呼吁统治者厉行节俭,主张在汴京的就近位置开辟粮源,以减轻东南百姓的负担。运河行旅影响了梅尧臣作诗的观察和体验,在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运动中,运河行旅客观上使梅尧臣加快了“以文为诗”而“革故鼎新”,引起了宋诗相对有唐一代,从内容到形式和观念、审美情趣的巨变。     

论明清时期大运河上涌动的思想浪潮

大运河孕育了明清新思想,明清思想浪潮是围绕在运河两岸展开的。大运河的畅通促进了运河两岸社会观念的变迁,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使人们的思想在明中期冲破程朱理学的束缚,萌发出了新思想的萌芽。明清时期的运河两岸是中国在那个时代思想最活跃和最有朝气的地区,也是思想变化最敏感的地带。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或出生和成长在运河两岸,或在运河两岸地区求学、游历、任职。其思想产生、成长于运河,传播于运河。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经济之河、政治之河、军事之河,更是一条涌动的思想之河。     

澳门工商界代表团考察淮安谈合作

11月2日至4日,由江苏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澳门百货办馆业商会理事长、澳门英华食品公司董事长岑展平率队的澳门工商界代表团来淮考察。2日下午,淮安市委书记刘永忠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李卫华,淮安市政协主席王维凯、副市长陈涛等参加会见。刘永忠以水为脉络,介绍了淮安曾经因水而兴、后来因水而衰、如今因水而盛的历史进程。明清时期,灿烂的运河文化铸就了淮安全国漕运指挥中心、全     

文化线路视角下的淮安漕运文化

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作为漕运枢纽、盐运要冲，其兴衰与运河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在梳理大运河淮安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从文化线路的视角对淮安的漕运文化进行解析。     

明清德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变迁

德州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岸的重要城镇,在永乐时就是全国最大的三十三个商业城市之一,与当时的北京、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齐名。由运河漕运与交通而引发的德州政治、经济、商贸、文化的发展,影响了城市的进步及变迁。德州由军事化防御城市向商贸型城市的转变,也体现了大运河综合性功能的发挥。而卫所、仓储、税关等国家政治性机构的设立,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农业生态与漕运兴废--以鲁西为个案

明朝和清前期，国家为保障运河漕运，严禁沿运河两岸农民引用运河和其他河湖之水灌溉田地，致使鲁西农田水利事业荒废，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运河停漕后，山东运河流域河道淤塞、闸坝失修的现象日趋严重，招致沉粮地和缓征地面积大增，山东西部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小议康乾时期治河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黄河夺淮入海后，清口一带成了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的关键点和枢纽。清统治者和河臣要考虑的只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漕运、上河地区和下河淮扬等州县。当然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漕运是最重要的。在漕运和地方利益这两重关系下对清朝这一时期治河活动的研究可以管窥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