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

在理性陷于危机的当代,重读康德的著作是走出迷茫的一条"林中路"。康德的批判哲学通过对理性的限制,强调人的道德进步和精神成长的重要意义,克服了理性只重视知识的片面性与独断性。本文通过解读,审视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严厉批判又力图发动"哥白尼"革命式的认识来拯救形而上学的康德思想,探寻康德哲学启蒙精神,以求更好地理解现当代西方哲学。     

赫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

赫尔德的形而上学以及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中。赫尔德和康德都批判启蒙哲学推崇的纯粹理性,但与康德肯定纯粹理性并为其运用划定边界不同,赫尔德从根本上否认理性的纯粹性,强调理性实际上是人类心灵整体运作的有机性,因而是人类心灵中各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能,最终体现为人类语言。语言是人类心灵在具体历史经验中生成的证明,在本质上揭示出“存在”与人的感性关联。以语言为切入点,赫尔德分析了人与“存在”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存在”对人的感性给予,是人和“存在”关联的体现和表达。以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赫尔德在批判康德先验哲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念。     

理性批判与人的启蒙--重读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

当代的理性危机呼唤着对理性批判的理性态度。在康德所展开的理性批判中,人的问题是核心问题。通过理性的批判而实现对人的启蒙,正是康德哲学的中心命意。在理性批判中所敞开的人的主体性和有限性的价值理念,是康德哲学遗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遗产。理性地对待理性自身,在直面人的有限性的前提下确认人的主体性,领悟人的存在的意义,敞开真实的人本身,应当成为当代理性的自觉意识。在人仍然成为"问题"的当代,人的存在仍然需要理性的启蒙。     

启蒙:康德哲学的起点和归宿

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其根本的特征就是启蒙。从某种意义上说,启蒙是理解康德哲学奥秘的钥匙,启蒙是康德哲学的起点和归宿。康德的启蒙分认识、道德和宗教三个方面进行,实现了西方历史上精神自由的最彻底、最全面的开启和引领。     

“奠基”还是“重建”?——康德与启蒙运动的关系

康德对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主将,对于法国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自由、平等等社会政治理念持积极的拥护态度并为之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另一方面,他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这些理念的哲学论证并不感到满意,甚至持批判的态度。这种双重的态度决定了康德在启蒙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并不是一种所谓的"奠基",而是一种"重建"。     

绕不过的康德哲学

能否绕过康德,意味着能否绕过人的问题,“人是什么?”是康德全部哲学思想的最高问题。作为人类哲学思想的“蓄水池”,康德不仅以其批判哲学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根本变革,而且以其新哲学理念深刻影响了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康德哲学以其新理念和超越性、人情味品格焕发出强大的时空穿透力与持存性魅力。康德问题的重新读解不断回响在现代视域的哲学拓展之中。     

从康德的浪漫主义到早期浪漫派的康德主义——再思康德与德国浪漫主义的内在联系

拘泥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许多哲学史家常常倾向于切断德国浪漫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将其视为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甚至不承认德国浪漫主义的哲学价值。然而,像诺瓦利斯这样的早期浪漫主义者和其他大多数德国古典哲学家一样共享了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意识。康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是启蒙理性的捍卫者,又是启蒙理性深刻的批判者,他试图通过对理性自身的批判限制知识的范围,防止无节制的理性反思对一切无条件者和不朽价值的虚无化;同时又从理性的实践应用出发,证明了一个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的道德世界的现实性。康德对自然的理性化和祛魅过程的限制及其对自然的合道德性的证成,构成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先声。而早期浪漫主义者正是受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启发,进一步证明了存在之于意识的优先性,并用诗意原则取代了康德的实践原则,揭示了无条件者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     

费希特伦理学的行动特色

费希特是从研究康德哲学开始步入哲学殿堂、从认同康德哲学逐步转向改造康德哲学的，并将康德带有二元论性质的先验哲学发展成为以自由为最高原则的客观唯心主义知识学体系。费希特的哲学带有独特的行动特色，从以自由为最高原则的知识学出发，构建了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体系。行动特色不仅体现在他的知识学思想中，更在他的伦理学中有生动的体现。     

康德社会契约思想的政治哲学径路

启蒙时期的康德吸收了传统欧洲哲学中契约论的思想,为建立一个符合其哲学体系的国家制度、构建一套国家学说,康德根据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论,结合先验的预设,运用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以道德律令为起点,创制其社会契约论学说。     

理性启蒙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 ——从康德与柏拉图理性观的比较看

近代从西方兴起的理性启蒙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其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值得当今正处于各种危机中的人类深入探究。在理性的发展史上，康德和柏拉图分别在近代和古代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康德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性的批判开启了理性启蒙，这一启蒙表现为从盲目到自觉，从禁锢到自由，从理想国到目的国。康德与柏拉图的理性观之间存在着关于人的理性平等与天性差异，普遍法治与等级秩序的对立。康德试图通过唤醒和发展人的理性能力实现人的独立自主，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康德的理性启蒙既有不容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理性启蒙的反思要求我们超越柏拉图的理性与康德的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与意志的对立，借鉴东方哲学，将理性启蒙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智慧启蒙。     

论康德对启蒙政治的批判与重建

关于康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历来争讼不已。应该说,康德政治哲学缘于对启蒙政治的批判与重建。康德通过先验道德哲学批判了霍布斯以来的启蒙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又以实践理性重构了启蒙的个人权利思想,论证了自由主义法制国家的现实性。在道德和法之间,康德恪守其各自的界限,从而既规避了卢梭式的道德政治所具有的革命风险,同时又赋予了自由主义政治以一种深刻的道德尊严。康德哲学深化了启蒙。     

20世纪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

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经历了启蒙介绍、传播融会、曲折发展和走向新的繁荣四个时期.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解读方式的转换,构成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传播与研究过程的一条基本线索.通过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形式对话,来全面阐释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文化底蕴和时代意义,是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方向.     

康德教育哲学思想探析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他对教育也有较为深刻的研究，他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有很重要的价值。康德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认为人是唯一需要接受教育的动物，教育一方面限制人的野性，另一方面教导人认识至善，这种教育是一门艺术，是一种世代的文化传承，康德的教育思想更多的将教育的目的引向了对人的启蒙，认为人应该学会运用理性进行思考，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当代教育。     

王国维与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其传入主要凭藉日文书刊之转介,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代表;在第二阶段,中国知识界不再以日文书刊为媒介,而是开始直接阅读德文原典,甚至有人亲赴德国学习康德哲学,其代表有蔡元培、张君劢、郑昕等人;到了第三阶段,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儒学──鼎立之势已形成,它们对康德哲学各持不同的立场。笔者曾发表《康德哲学在现代中国》一文,讨论近代中国知识界吸纳康德哲学的历程。但在该文中,笔者忽略了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与评介。该文之作,即是要弥补这项阙漏。事实上,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介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他一方面藉由日本学者的著作了解康德哲学,另一方面阅读康德著作的英、日文译本。此外,他又借用康德哲学的概念与学说来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譬如借用康德的知识论架构讨论中国传统的人性论（见其《论性》）,借用康德的理性学说讨论“理”的问题（见其《释理》）,借用康德的自由理论讨论“命”的问题（见其《原命》）,均表现出一定的哲学深度。     

历史理念的范导——论康德的历史哲学

本文认为,理性理念的范导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根本思想方法之一,历史理念的范导在康德历史哲学中的有着尤为突出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康德历史思想由浅入深的层层剖析,作者发现,历史理念的范导思想既是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价值所在,同时又使他摆脱不了时代加给他的局限     

康德哲学的历史背景 ——康德哲学三题之一

康德是西方近代哲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哲学贡献是在近代历史的关键时刻对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传统进行综合创新,最终建立起了对西方哲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批判哲学"体系.他的批判哲学体系既有其思辨方面的深刻性也充满了表述方面的晦涩,这也成为理解康德哲学的一种困局.本文试图从康德的身世、他的思想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以及他的语言特征方面来介绍和分析康德哲学的背景情况,以期对于理解此困局有所助益.     

西方近代知识观革命与教育学启蒙

西方近代知识观革命不仅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也必然意味着教育学的启蒙。以康德哲学为标志的西方近代知识观革命中蕴涵的教育学启蒙表现在教育必须重视书本知识教育,然而教育不等同于知识,教育中的知识只具有"潜在性";"潜在性"教育知识观将真正带来教育的革命。     

尼采与温克尔曼的审美启蒙

在康德传统和前康德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传统之外，德国启蒙还有温克尔曼开启的审美启蒙传统。德国启蒙的审美路线因为多涉及艺术史和文学史而常被狭义上的哲学史忽视。可审美启蒙或“美育”在当下实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温克尔曼的“模仿古人”和卢梭的“返回自然”一样，是对英法启蒙传统的反思。温克尔曼不但在启蒙时代强调文化意识，还通过美化希腊塑造了现代德国的文化认同。真正继承温克尔曼的不是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维拉莫维茨，而是通过重提希腊问题再次发动审美启蒙的尼采。温克尔曼的阿波罗美学以古典理性主义及其德性理想为内核，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深刻批判。尼采则从完全不同的哲学视野出发去谈论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     

康德的认识论——康德哲学三题之二

康德的哲学体系与当时流行的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最大不同是:既承认外在经验对于人的认识的刺激作用又强调人的心灵具有认知的主体性意义.他以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层次和功能观综合统一了经验主义怀疑论和经院哲学的独断论,肯定了人类知识的界限同时也说明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在认识上的虚幻性.以辩证的认识论的新方法取消了传统哲学的独断论.     

启蒙与我们自身——一种历史本体论的福柯构思

康德启蒙观无疑成为福柯晚期的重要哲学主题，也是他从现代性探索转向古希腊罗马思想讨论的一个理论契机。在康德的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福柯发现了“现在本体论”并对其加以丰富发展，进而提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努力建立“启蒙”与“我们自身”的内在关系。康德启蒙观具有奇特的“笛卡尔踪迹”，或者说，是笛卡尔哲学——旨在正确引导理性、寻找真理——的继续；启蒙的历史本体论明确指向“我们自身”，旨在认识其本质，“我们自身”这一概念在对启蒙的沉思中成为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批判主题；启蒙的希望就是我们自身的希望，也意味着自由、独立、理性与现实。作为三维结构主体（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我们自身处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就是其存在方式的生成过程，也是其历史本体论的构思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