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到现实——三星堆和古蜀国

古史关于古蜀历史的记载如凤毛麟角，杨雄《蜀王本纪》也只是搜罗了一些关于古蜀历史的传说，难以勾勒出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对今天研究三星堆文化及巴蜀文化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山海经》鲁迅先生都视之为“盖古之巫书也”。因而，前人治古蜀历，大都只能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就连年代较为久远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只能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喟叹。     

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三星堆考古打破了沉寂多年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对于古史传承体系的讨论,一是对古史记载的古蜀及其传承体系显示出对应性的考古信息,二是对探讨古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新的线索。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将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文献中的古蜀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也和考古信息之间互有联系。三星堆考古还与《山海经》等古籍所载有关巴、蜀、楚的古代文化特征有所关联,从不同的文化来源上为考察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可与文献互证、互补的新视角。     

论蜀史“三代论”及其构拟

一、“三代论”的由来所谓蜀史“三代论”,就是把杜宇王国以前的早期蜀史(约相当于西周中叶以前)看成一个次第相续、一以贯之的统一的蜀王国。在这个王国中,由于出现了蚕丛、柏灌、鱼凫三位名王相继统治各达数百年之久的情况,于是按照年代早晚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一系相传延续蜀祚的所谓“三代”。根据现存典籍考察,“三代论”首见于汉晋之间成书的历史文献。蜀汉学者谯周所著《蜀王本纪》就认为,“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艹氵隻)(一作灌),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至东晋成汉史学家常璩著《华阳国志》,则进一步予以引伸并整理加工,其《蜀志》篇首即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又说:“周失纲     

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

一、问题的提出“成都”的出名,是从蜀国开明氏在这里建都引起的。这件事,《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徒居成都”。在《华阳国志·蜀志》里更记载得详细一点,它说:“君开明立,号曰丛帝,……九世传开明尚焉。开明尚自梦郭移,乃徒治成都”。华志说开明尚是开明氏的第九代,而《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蜀王本纪》却说:“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复称王也”。开明尚到底是开明氏第几代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可     

巴蜀为郡考

巴和蜀都在商周时期就已建邦立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战国初期,巴占川东,蜀据川西,与中原诸国交往不多,但两国间敌侔争战,成为世仇。①秦惠文王时,秦国趁巴、蜀间战事又起,以援巴为借口,出兵灭掉了巴蜀。从此,巴、蜀便成为秦国版图的一部分,四川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巴蜀地区位于楚国上游,秦有巴蜀以后,使楚西北两面受敌。所谓秦“得其地足以     

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

《蜀王本纪》相传为西汉末杨雄所作,但其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及新旧《唐书》始著录其书于地理类中,是记录蜀中掌故的地方志书,原与正史中的本纪不同,所以《隋书》、《新唐书》纪皆作记。纪虽可训记,但在习惯用法上究有不同。《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蜀王本纪》初名《蜀本纪》,或省称《蜀纪》(见《华阳国志·序志》)。《蜀纪》,他书征引皆     

“越章”考

一越章乃西周时楚王熊渠少子执疵所封之地。《史记·楚世家》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由此指明了熊渠迁居的南方蛮夷之地的居民,     

伐蜀实为惠王而非昭王

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上)第212页说:“秦昭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由司马错率兵攻占了巴、蜀。”此乃张冠李戴。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曰:‘蜀两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击蜀,灭之。”《史记·秦本纪》也记载昭王事,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     

《喻老》中的“杜子”应是“庄子”之误

今本《韩非子·喻老》中有一则记事:“楚庄王欲伐越……杜子曰:……”这个“杜子”究属何人?王先慎说:“杜子”乃系“庄子”之误。我认为此说甚是。因为稽之古籍,诸书都作“庄子”。如:《御览》366引此条时作“庄子”,《荀子》杨倞注引此条时亦作“庄子”(陈奇猷说:松皋     

古蜀杜宇神话传说新探

关于古代蜀国杜宇的神话传说,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加以重新探讨的:其一,是杜宇悲剧形成的原因,其二,是杜宇生活的年代。 关于杜宇悲剧形成的原因,古籍的记载历来是众说不一的,概括而言。大体可以分为四种: 一、杜宇引昝让位说。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艹准又）,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名亦颇随王化去……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神话、传说的“处置”方式与古史建构

面对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以及学术媒介性质的日人的知识观念的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撰述逐渐以“传疑时期”对古史加以阐释。以进化史观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都使得中国历史编纂者对神话、传说材料重新加以解释,并建构起新的古史叙述体系。前者意在用“故事”的眼光,说明神话、传说所反映的“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的社会进化次序;后者旨在透过神话、传说考察中国原始社会之“史影”。不同历史编纂者会面对相同的时代主题。不管使用何种方法考察神话、传说材料,中国历史编纂者都期望建立真实可信的中国古史,以助于国人了解中国上古社会的具体状况。在考古学材料建设中国古史的取径之外,神话、传说材料对中国古史的建构作用仍值得重视。     

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

甲骨文中的“蜀”,学者多谓此即古代巴蜀之蜀。然四川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与中原相距遥远,殷商时代考古文化面貌亦与中原相异,不像是甲骨文中与殷商王朝联系颇为紧密的蜀方国。通过对文献和商周甲骨金文的深入研究表明,殷周甲骨金文所见之蜀当在今河南长葛市,与四川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并非一事。     

楚地“句亶”、“越章”新探

《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这段记述,是司马迁写《楚世家》关于武王以前之事最为详细的一段,不仅简要描述了西周后期王室衰弱、楚国一度强盛并趁势向外扩张的大致面貌,而且提到了几处地名或封国名,对于楚史、楚文化的研究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材料,凡是研究楚史、楚地理、甚至研究越史的, 没有不引证的。可是,这段记载有不少疑难问题,就是同一个问题,由于研究者所持的观点不同,看法也不一致。笔者不打算在此涉及过多的问题,只是就“句亶”、“越章”二地及其相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供研究者参考。     

“楚齐联盟”释《九歌》异议——与翁银陶先生商榷

近读翁银陶君《(九歌>——楚齐联盟的颂曲》(载《江汉论坛》1989午第10期)未敢苟同,略呈己见如下。翁文把《九歌》定性为“楚齐联盟的颂曲”,立论是建筑在“楚人本属东方夷族”和“齐、鲁、宋、卫等国均为东夷之国”这块沙滩上。的确,“先秦时代的上帝有严格的部族界限,部族不同,所供奉的上帝也不同”(引见翁文,下未注明的引文均同此)。但这种情况存在于战国时代以前,春秋时代已有变化。根据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分析,我国古代大体分为华夏(西)、     

古代蜀人是怎样得名的

古代蜀人是怎样得名的徐南洲四川古称巴蜀，又简称为蜀。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蜀人、巴人以及许多氏族部落在此生息繁衍，先后建立了蜀国和巴国，创造出璀璨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在于探讨古代的蜀人因何而得名，即主要从《山海经》的记载...     

昭阳伐魏及其相关问题辩析

一、昭阳伐魏史实浅析《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六年,楚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魏世家》亦载:“(襄王)十二年(今按:《史记》关于魏国的纪年有误,襄王十二年当为惠王后元二十年),楚败我襄陵”。又《战国策·齐策二》载:“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此与上引《史记》所述当为同一战事。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昭阳率师伐魏,于襄陵一带大败魏师,同时攻占了以襄陵为中心的八座魏国城邑,继而移兵攻齐。《鄂君启节》所言“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正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亦说明此乃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故用作纪年标志而载入史册。关于这次战事的原因,《史记》各篇未作任何记载,从《战国策》有关篇章中,略可窥其     

《鄂君启节》所见楚史三题研究

《 鄂 君 启 节 》 在 楚 国 青 铜 器 铭 文 中 字 数 最 多 ,价 值 最 大 。 本 文 在 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从《 鄂 君 启 节 》所反 映 出 的 楚 国 符 节 制 度 、封 君 制 度 及 楚 国 边 境 地 区 的 经 济 开 发 等 三 个 方 面 进 行 研 究 ,提 供 了 一 些 新 的 思 路 和 见解。     

商代无楚

楚史研究六十年,学术界几乎从不否认商代已有楚族或楚国。归纳历来的主要说法,认定商代有楚的依据大体有四:一曰殷契甲文有楚,此即殷商楚族;二曰先秦典籍中有若干“楚丘”之地,此即商代楚国的废墟;三曰金文可证周公成王东伐殷族之乱时,楚在被略之列,知楚族早为殷人同盟;四曰《诗·商颂》中的“荆楚”即是后世的楚国,足证商代有楚。商楚说各论中,此四项最少推想而颇多实据,于是为历来的史家所倚重。四论彼此呼应,商代有楚也就几乎成了定论。但是在我们看来,上举各项皆有可商榷之处,按照客观历史原貌,商代似乎无楚。此或谬说,姑略备如下以就教于识者。     

晋文公“请隧”辨正

春秋中期,晋文公趁周室内乱,定襄王于郏,于是“请隧”,楚庄王借征伐浑戎,过周都之洛,从而“问鼎”,同被视为王权衰落的标志,向为史家所重视。但是,晋文公“请隧”一事,史书记载语焉不详,诸家作注所据各异。贾谊认为是请葬礼之隧道,韦昭认为是请乡遂之六遂。汉魏至今,尚无定论。因此,深入探求,寻其真象,对古史、特别是晋国史的研究,应有一定的意义。     

论历史上巴与蜀的分分合合

巴与蜀的行政隶属 ,从秦统一到 1949年 ,经历了 2 0次大的分分合合。其中以南宋绍兴五年 (1135年 )为界 ,此前主要是“分” ,此后几乎都是“合”。从秦至北宋 ,统治者主要采用让巴与蜀分开的办法来防范其割据。和平时期 ,这确见成效 ,但每遇战乱 ,巴蜀地区仍频频割据。明清时采用“三司分理”的办法 ,才基本避免了巴蜀地方割据政权的产生。多次“合”的形成 ,除了地理、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外 ,主要原因在于 ,在战争年代 ,往往需要巴蜀的合力才能抗击侵略 ,每当天下大乱时 ,也只有二者的合力 ,才能割据以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