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均田制

唐代均田制是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对私田的管理制度,不是土地分配制度。设置这一管理制度的目的有二:一是给与贵族品官(实际上是地主阶级上层,也包括一部分一般地主)多占有土地的特权,同时又限制这一特权。封建国家规定,贵族品官按照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可以占有顷亩多少不同的土地,并规定他们所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二是维护自耕农民的一小块土地。封建国家以其行政权力,以收、授为手段,在自耕农民(实际上也包括一部分一般地主)所有土地之间进行收退田补欠田;以括田授田为手段,在贵族品官所有土地与自耕农民所有土地之间进行括踰制田补欠田;企图使大多数自耕农民长期稳定地保有一小块土地。封建国家也鼓励自耕农民所有土地的增加,但其最高限额为百亩。由于达两个目的,唐代均田制分为两部分:一为贵族品官受永业田制,二为百亩之田——应受田已受田制。     

从赐田制度的变化看秦汉间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存在着赐田制度。君主以手中掌握的大量土地不时赏赐给功臣、名士以及幸臣、贵威等,赏赐数量多少不一,受赐人数、等级也无具体规定,往往只是由君主随意而定。赐田作为君主拉拢控制臣下的正面手段,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乐行不疲。至于赐田本身是公田还是私田性质,赏赐之后田地是公有还是私有等问题,似乎史学界历来无大争议,一般都认为赐田就是由公田转为私田,成为私人所有。我认为,秦代与汉代的赐田制     

战国土地制度刍议

战国是封建制确立的时代。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汉书·地理志》对秦国的土地制度曾有明确而简单地记载:“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笔者认为,“制辕田”和“开阡陌”,是在两类土地上推行的两种不同的土地制度。前者大体在国有土地包括大量未开垦的荒田草地上推行的,实属封建国家扩大生产范围,把广大农业奴隶和游民固着在土地上使之转化为农民,确立封建国家统一经济体系的一种土地制度。后者大体是在旧封君、贵族地主所占有的原已开垦耕种的土地上推行的,实属改造旧农田,铲除奴隶制基础,建立封建生产方式的一种土地制度。     

高丽王朝前期田柴科土地制度初探

高丽王朝前期,是朝鲜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它实行国家“三给田”(官给田、兵给田、州民给田)的田柴科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是世界史上典型的封建土地国有制。 田柴科土地制度的性质,自60年代以来,为国外学者热烈争论的课题。本文仅就王朝前期田柴科实行的历史条件、内容、性质和意义,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从中西封建庄园的比较中看中国封建庄园的特点

封建庄园是封建社会一种大土地生产经营方式的组织单位,是无论在西欧还是中国都曾经存在过的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实体。本文拟对中、西封建庄园进行比较,弄清二者的差异,着重点在探讨中国封建地主庄园的一般特点。一、领主等级土地占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因此,考察中西封建庄园,必须先从土地所有制着手。我国的封建庄园的土地是地主私人所有制,而西欧封建庄园的土地则是领主等级占有制。西欧封建庄园的土地一般是由国王或上一级封建主封授的,所有权属于最高封建主,受封者得到封土     

东吴农业经济的国家政权主导因素

东吴国家政权通过领兵制、赐田复客制和奉邑制,授予将领和文臣土地和劳动力,是国有土地的变种或分割,受东吴国家政权主导因素的影响颇深。地主土地所有制由于国家政权的主导性而呈现产权不明晰的特点。东吴国有土地制度仍然占有相当比重。国有土地上国家政权的强大作用,决定了租佃农业劳动者农奴化的境遇。苛重的赋税负担造成社会生态的恶性循环。     

宋代官田的演变

自唐中叶均田制破坏后,迄至两宋,官田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官田普遍采用租佃制,对农民和士兵进行地租剥削;二是官田私有化,即官田变为私田.官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及其经营方式的这种变化,是社会生产力提高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充足发展的必然结果.秦汉以来,官田就开始采用租佃方式经营,只是到了两宋时期,佃耕制才成为经营官田的普遍形式.在占田制和均田制下,不管农民是否占有法定的田亩数额,国家依据农户的丁口情况,强制农民一律按照法定的数额缴纳租税,这种剥削方式显然具有瑶役制性质,并且是在经济领域里所实行的一种政治的、军事的统治形式.在佃耕制下,国家根据佃户租种官田的多少,向佃户收取不等的租额,采用实物地租,这是一种经济的统治形式.官田由政治的、军事的统治形式,转变到经济的统治形式,用经济关系的强制来代替政治、军事的强制,这显然是一种历史进步.     

明清封建专制特权与超经济强制

超经济强制是封建剥削的本质特征。在中世纪西欧的领主庄园内,农奴的“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资本论》第3卷第891页),和土地同属于主人的财产。领主对土地的等级占有为封建等级制度提供了条件,而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土地依附和司法依附关系则成为封建领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强制的基础。     

解放前江西省土地占有关系及特点

1925年以后,长期的赤白对立局面,使江西形成了苏区、游击区、白区三种不同地区。到解放前,这三种地区土地占有关系呈现出不同特点。本文认为,江西省土地占有和集中程序,低于其它各省。这一特点对江西农村土改前土地关系的变迁产生了影响。广大农民深受封建剥削、 亟待推翻封建土地所制,建立新型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国王賞賜土地的問题

英国是从氏族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国家之一,本文是想在这个认識的前提之下,从国王賞赐土地这个問題出发,来探討一下英格兰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一个方面。說明新兴的上层建筑如何积极帮助其基础巩固和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如何逐漸消失和新的生产关系如何逐漸发生。希望能对封建化这个复杂的问題,提供一点新的說明。     

汉以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确立

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生西周灭商,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建立了早期的封建国家。这样的土地所有制的基础是农村公社公有制的存在。关于农村公社尚未瓦解即进入阶级社会,从而使原来的土地村社公有制转向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事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都曾经历过。例如多瑙河流域诸公国,“原来的生产方式,是以共有制为基础的,……土地一部分当作自由的私田,由共同体诸成员独立     

党的土地政策：民主革命克敌制胜的法宝——1927—1931年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回眸

旧中国土地占有制度极端不合理：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广大贫农雇农无地或占有少量的土地。在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下,广大农民受着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苛捐杂税及其他超经济的残酷剥削,长年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土地问题的设想和尝试

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合理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路线,就是要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有两种方式,一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采用暴力手段,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一是实行和平的土地改革,即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的超额土地,通过赎买来改变封建土地关系,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国的土地问题最后是通过暴力手段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有过和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设想并作过具体尝试。为了有助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     

明代的军功地主与土地问题

明建立政权后对官员实行俸禄制,较之宋元以来的职田制是一个大的进步。但是各级武官与土地的联系依然密切。对于从征有功的勋臣及在京武官,尤其是锦衣卫武官,皇帝的赐田乃是土地获得之大端;而在外将领及诸卫所武官则更多地利用特权攫取土地。土地的来源不同,土地的性质及经理方式亦各异。     

试论明清兴化族田的发展及作用

族田指封建社会后期一种特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族田一般是由族人捐献或买置而来，且大多用干出租取利。关于族田的作用，史学界一般认为：族田是维护封建族权的重要基础，对维护封建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地主阶级保产保富的“救贫之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族人“各专其业”的要求。综观中国史学界对族田研究的状况，随着对宗族组织发展的区域性特点的重视，族田的地域性特点也逐渐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具体到对一府族田的个案研究方面却显得很不足。因此笔者择取福建省兴化府为研究单位，从族田的来源、类型和经营、…     

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简论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初封建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本文从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及土地占有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指出土司制度下的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封建领主制经济。同时指出明末清初生产发展下出现的土地私有是湘西土家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制经济转化的重要原因。     

延安时期土地法制的基本思想

延安时期土地立法的演变过程可概括为 :对“没收地主土地”的否定之否定 ,即没收地主土地——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土地。改“没收地主土地”为“减租减息”的基本思想是 ,争取地主、富农等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 ,一致抗日 ;同时注意对封建土地制度的严格限制与削弱。变“减租减息”为“没收地主土地”的基本思想是直接的反封建。一句话 ,无论是党的策略路线转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法制 ,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立法 ,始终体现了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提倡“耕者有其田”的思想     

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名份与土地占有的共振和谐

中国封建等级的严格性问题。迄今学术界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有关的论著,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缺乏西欧那种硬性规定的土地所有制等级结构,此结构使得政治名份和土地占有两种因素在形式上分离。中国学者争论的焦点就是政治名份与土地占有是否相符。由于争论的双方均将政治权力与土地买卖的作用对立起来,导致了该问题的旷日难决。本文试图综合政治、经济诸因素对中国封建等级的形成基础进行动态考察,阐述这样一对从静态与孤立的角度均相互矛盾的客观事实,如何有机地统一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从而使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的政治名份与土地占有始终保持着旋转和谐。     

论两宋都城的饮食市场

两宋时代，封建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种分类市场都较发达。本文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能较好地反映两宋城市商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饮食市场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概述了其繁荣的盛况，分析了其得到发展的原因，探究了其竞争意识和手段，以期对宋代的商品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有个更为客观的认识，更期望能对当今饮食市场的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兼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比较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封建社会具体表现为生产的个体化与封建土地占有制的矛盾。分散的生产资料（ 小块土地） 占有制只能与分散的个体化小农生产力相适应，而土地兼并造成的生产资料集中，则每与分散的小农生产力状况不相适应；横征暴敛造成的剥削加重，又与有限的小农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从而引起周期性危机和改朝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