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话语方式

在上世纪40年代的言说语境中,胡风有其独特的话语方式:欧化白话文。胡风的白话文欧化在词汇、文法和叙事三个层面上铺展,又在具体的文本中结合为一个整体。如果把胡风的欧化白话文放置到现代白话文生长过程中,可以看出它继承了“五四”的白话文写作和启蒙主义的精神,继承了鲁迅“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气质,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这些直接构成了胡风欧化白话文的精神后援,欧化白话文的话语方式和言用者胡风的结合,就成了“胡风话语”。     

不可靠叙述与非权威批评中的“潜流”——谈端木蕻良短篇小说集《憎恨》

20世纪以来,传统小说中全知全能的“讲述”叙事方式已无法完全满足时代的需求而逐渐转换为“显示”叙事方式,作家放弃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以普通人的角度进行观察、感觉和想象,客观地为读者“显示”一个复杂的世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先驱鲁迅先生在其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便开始了对“显示”方式的尝试。叙述者进入一个人的内心,将这个人的思想客观地显示给读者,而自身却沉默着,只冷漠地闪现在文章开头的题记里,那个万能叙述者已经无从寻觅。在以后的《孔乙己》《药》等作品中,鲁迅先生又对“显示”方式进行了不同方面、不同层…     

“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辨析

文学语言的欧化发展,从晚清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书面语建构到文学作品语言转移的倾向,不断为文学所捕获、赋形,成为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我们不应绝对以“文言”到“白话”的转换,而应在相当的程度上以“既有传统白话”到“现代白话”的现实嬗变来展开对五四文学语言的描绘,在其中关键的驱动力就是“欧化”.“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凸现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所能达到的精神领域、灵魂探索和诗性空间,展示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超越一般书面语变革所达到的话语力量,进而集中彰显了“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及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所具有的意义.     

试论五四文学语言的欧化白话现象

不同时期对于五四文学语言欧化白话现象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对五四文学语言的看法。无论理论倡导,还是作品语言,欧化白话现象与五四文学语言建构都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欧化白话现象的五四文学语言以强大的话语力量,"决裂式"带来了中国文学价值体系与精神特质的现代重构,开拓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诗性空间,直接表明了中国文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与史传传统

对于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期的鲁迅而言,其选用文言与白话交杂的艺术处理手法,正是传统与现代转型期的一种必然选择.正是因为史传叙事的实录品格,鲁迅才在写作<狂人日记>时选用了中国古典小说模式的文言小序,给读者传达一种真实的信息,达到一种"写实"的意图.而鲁迅之所以在文言小序中化用史传叙事,是由其对小说的功用的理解所决定的.     

晚清欧化白话:现代白话起源新论

欧化是汉语古白话向现代白话转变的语法标志。通过吸收外来语词汇,采用印欧句法,借鉴西语表达方式形成了汉语的欧化现象,而这种欧化则是通过翻译来开启、借鉴并逐渐实现的。通过对1870年出版的北京官话本《新约全书》与英文钦定本《圣经》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19世纪60年代的北京官话圣经译本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汉语欧化的现象,远早于学术界一直认为的汉语欧化始于20世纪初的观点。     

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

无论是欧洲文明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文明的文艺复兴,“人的发现”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中国之“人的发现”有其独特之处.现代白话入诗,是这一思想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诗歌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开启了“人的发现”之路.现代白话入诗,识别出“现代”所需的“最大多数人群”,进而颠覆传统的文学等级秩序.现代白话诗对自我及他人的书写,以叙事之手段重新发现并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既为现代新诗确定了新的范式,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再生)提供了语言文学及思维方式的可能性.理清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思考中国文艺再生过程中的新旧和解.     

论延安文学语言变革的背景与意义

延安文学语言变革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纠正了“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过分欧化的倾向,通过引入方言土语给现代白话注入活力.1940年代解放区领导人本来是想通过改变语言使文学更好地为政治服务,但这种政治的强力介入倒有效地纠正了现代白话的某些弊端.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工农兵方向的确立,督促作家立场与身份认同的转变,以及解放区“本土”作家的加入对文学语言的转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