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没有断裂,何来承传?——从文化断裂的角度谈五四新诗发生的意义

“没有断裂,何来承传”,正是五四新诗发生的意义.五四新诗发生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断裂的基础上的.五四新诗创作者们用白话写诗遵循了汉语发展的自身规律,激活了汉语语言的应变能力和再生能力.五四新诗选择白话为文学工具和自由体的诗体形式,促进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五四新诗发生的“断裂与承传”启示我们:现时代中国人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承继五四新文学的创造精神,去淬炼、提升现代汉语的诗性魅力,而不是问责,更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尝试集》中最早的诗写作的时间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同志: 贵刊1980年第一期补白《中国新文艺之最》第一条云:“最早的白话诗歌集;《尝试集》。胡适作;一九二○年出版。集中最早的诗是一九一七年六月间的作品。”这在时间上与事实不符。胡适在《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     

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联结点──论“五四”白话新诗的艰难突围

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１年间，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过渡，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对诗坛的垄断。“五四”白话诗作为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乃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结点。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已经“陈陈相因”，失掉了创造活力，对于民气国运已没有积极影响。于是，在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提出诗歌“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①。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帜，长期的外交活动使他的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他把域外的思想文化、奇异风物大量…     

从胡适的文学创作重审其早期诗学理论

胡适的早期诗歌创作,具有三种布局白话诗、白话词、白话曲.他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和他的早期诗学理论相符合.结合胡适的早期诗歌和诗学,可以发现他的理论主张并非是对传统诗学的完全反叛,它实质上是晚清"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对新诗理论的构建有铺路之功.不过,胡适的早期诗学理论也有与"诗界革命"不同的地方,比如提倡白话文学为正宗,激进地批判了传统诗词的地位及其艺术价值.这些不同之处来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观念.     

新旧诗之争中的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从区分新诗与旧诗二者的“根本差别”入手解决新旧诗之争中的对立问题.叶公超强调新旧诗是用并不相同的“语言”(即白话,语体)与“文言”写成的,有各自不同的节奏与语调.叶公超认为旧诗的语调是“吟唱的语调”,新诗的语调则是“说话的语调”.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叶公超的独创性,在于他从对现代诗“说话的节奏”这一特点的阐发中,发见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并为中国新诗界定了不同于旧诗的“表现思想”的特质.     

唐代的白话诗派

唐代诗坛上存在着一个游离与主流诗歌之外的白话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白话诗派的代表诗人有王梵志、寒山和庞居士等等。“王梵志诗”是民间众多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和,寒山诗歌具备了民间诗歌、文人诗歌和佛教诗歌的多重性格,庞居士则是南宗禅影响下的歌偈大师。唐代白话诗派不仅开创了我国大规模的佛教文学运动,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白话通俗文学的演进。     

中国新诗前30年现代主义的流变

象征主义诗歌在20年代的崛起,符合中国新诗内部规律的发展和演变.本世纪新文学发轫的标志之一,就是白话诗运动的提倡.承继着清末黄遵宪“我手写吾口”的“诗界革命”精神,胡适进一步提出从“文的形式”方面下手,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因为“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缚束精神的枷锁镣铐.”基于这一认识.胡适倡导“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乎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谈新诗》). 正是基于与古典诗歌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胡适开始了白话诗的“实验”.1920年3月,《尝试2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奠定了他新诗创始人的地位.胡适在毁誉参半的文学论争中开了一代风气,继而经过康白情、俞平伯、刘大白、刘半农、汪静之、冰心等人的响应和共同参与,新诗经过了一场“语言革命”,确立了白话的正宗地位.     

胡适《谈新诗》论析——新诗的自然音节是什么

一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最大阻力是来自诗歌领域.诗是传统文学的正宗,素来为士大夫阶层所专擅,白话作品很少.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把小说戏剧出让给白话还是能够容忍的话,那么诗歌世袭领地就不决不容“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用之语”来随便插足.无奈旧文学大势已去,从1917年《新青年》首次发表白话诗,不过两年时间,起来响应的作者就遍及全国. 对新诗的攻击集中在音韵声律方面.领导潮流的革新派不把古文家放在眼里,直斥他们     

清末民初报章白话的“文话化”趋向

清末最后几年,自觉地引“文话”入“白话”的现象开始在报章白话文中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至民初,报章白话语言的“文话化”趋势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报章白话的“文话化”做到了使白话高雅化和书面化,提高了白话书写的表达能力,提升了其社会文化地位,同时也促进了报章“文话”的白话化,发挥了“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的历史作用.然而,这一清末白话文运动和近现代语言文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白话书写现象,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这是至今并不明晰的问题。当时的人们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 ,这就难免导致后来的种种误解和曲解。本文认为 ,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看 ,新文化运动是政治变革完成之后的一场思想文化补课 ;从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的关系看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运动 ,也是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全面接轨的运动 ;从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选择与努力方向看 ,它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 ,又是争取人的独立、自由与权利的运动     

试论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

新文学的发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而“新诗”的发生是其中的突出部分。形式问题是考察现代汉诗发生的中心问题。由于“诗界革命”和西方诗歌汉译的推动,晚清民初的诗歌形式尽管开始出现裂缝,但仍未能真正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成规。直到后来胡适敏锐地抓住语言问题,高擎“白话”大旗,引进西方自由诗形式,以《新青年》杂志为“白话诗”的重要话语据点,才逐渐呈现出一条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线索。     

论科举制度的消亡对白话新诗的生成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取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汉诗的发展 ,促进了白话新诗的生成。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国人习诗目的及汉诗功能的巨变 ,特别是不再“以诗取仕”使国人在诗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仅汉诗的个体抒情功能和诗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 ,它的“启蒙功能”也在特定时代得到充分的展示。功能决定文体 ,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都需要自然明白的通俗化文体 ,特别是抒情功能赋予了诗人更多的文体自由 ,为以汉诗的诗体大解放为主要目的的新诗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科举制度取消后引发的留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及平民文学的繁荣都有助于白话诗的生成 ,对新诗的形态与功能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刺激了新诗革命的爆发 ,催生了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形态上都与科举制度时代的“旧”汉诗迥异的“新”汉诗     

论王梵志诗的艺术性

在敦煌宝窟中发现的大量敦煌俗文学作品里，王梵志五言白话诗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由于它已久组文坛，自1900年重新发现至今，学者们将全副精力放在王梵志诗的考证、校录、注解、辨伪、字斟、句酌上。而对于这个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民间诗人的作品在文本上的意义与价值，却研究甚少，几乎是空白。其实，诚如任半塘先生在给张锡厚教授《王梵志诗校辑·序》中说：“若认真评价王梵志诗，实大奇特，全用五言，而翻腾转折，深刺浅喻多出人意外，其民间气息之浓，言外韵味之厚，使读者不由不跟着他歌哭笑怒，不能自持。”此言是颇有见…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两个问题的考辨

<正>一 白话代文言的主张 到底起自何时 多年以来,人们都把以白话代文言的倡导功劳,记在胡适、陈独秀等人名下,说此种主张自“五四”前办的《新青年》始。其理由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就提出要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同年2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八首白话诗;与此同时,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 目前一些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论著,几乎均     

论谢楚桢的白话诗

在谈到“五四”前后的新诗创作时,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都提到胡适、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在新诗初创期的贡献。有的文学史还对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等人列出专节进行讲授。但是对于在新诗初创期同样取得不小成绩的另一诗人谢楚桢,迄今却从未被人提及。笔者认为,谢楚桢是一位长期被淹没了的“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他的《白话诗研究集》是一本长期被淹没了的白话诗集。本文拟对其白话诗创作略作介绍,以供教学和研究新诗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