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多中心理论视角的分析

实现农村公共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的重要目标任务,而我国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存在着结构失衡和效率低下的困境,从根本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公共物品治理的多中心理论,分析、解决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其合理选择是构建农村公共物品的多中心供给体制。     

德国地方政府供给乡村公共物品的经验和启示

从地方治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地方治理理论的介绍,分析了德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在权责划分、法律规范、财政供给、监督制约及社会补充方面的特点,从而希望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实践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演进与制度创新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演进可大致划分为萌芽、过渡、形成和延续四个时期,运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对不同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供给模式、供给特点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度与农村基层政权治理模式具有直接相关性。同时,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是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度的延续,其缺陷表现在:制度内供给不足、制度外供给主体缺失、供给与需求脱节等矛盾。据此,提出了对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内涵、生成效应及应对思路

在嵌入信息化、平台化和网络化管理组织技术中,公共物品供给是一个以价值链模态体现的多场域、多环节、多主体、全程化的协同合作整体治理创新体系和供给实践新形态。公共物品价值链是以满足公众公共物品需求和实现供给价值增值为目标,基于供给价值链全生命周期和泛资源整合,构建的纵向环节及多元主体交互联结参与集聚的适宜性公共物品供给创新模式。与传统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模式比较,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在生成背景、需求响应度、主体关系、供给绩效、供给方法和供给主体能力具有独特属性,具有公众消费需求导向、多维叠加流程、网络平台化组织技术手段、供给价值增值目标塑造和整体有机协同合作等特征,其治理生成效应表现在公共物品供给侧创新发展的整体性治理及协同机制、共同价值创造的价值链供给生态圈和差异化优势、公共物品供需匹配及无缝衔接的三重效应、效能和价值双重目标框架下的“三性”治理逻辑,可以通过利益协同、主体接点对接、需求管理及整体激励等策略实现对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的长效驱动。     

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在资源约束下具有需求的秩序性和动态性特征,而现实中的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的失衡不仅表现在供给总量的不足,而且在供给结构上存在严重的失衡。其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供给体制”、“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体制、政府职能划分不清等。因而,化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就必须改变城乡分治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对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     

和谐社会：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多元模式

农村公共物品治理在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重要性突显。公共物品治理包含着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两个纬度,经济学科纬度主要涉及物品的供给问题,而管理学科则主要关注物品有效管理的问题。广义的公共物品包括纯公共物品、收费物品和公用物品,根据供给和管理是否有效两个标准,私有化模式、国家化模式和自主组织自主治理模式都不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唯一和最佳模式。分析表明,多元化模式才是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正确选择。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探析

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和政府责任缺失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不仅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主体,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履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加强农村重点领域的公共物品供给,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结构,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责任划分;改革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机制,建立民主、科学的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保证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健全农村公共物品法律保障机制,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化、法律化。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是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力量构成,在实现过程域中多主体协同合作、互联互通及提升供给效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之义。而塑造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的“复合型”参与,是重构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寻求“供给变革”的重要突破口。“价值链”理论和复合治理理念的引入,为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内部行政化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组织参与供给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结构图示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模型借鉴。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效能,有赖于协同机制的创新和制度安排,通过促进公共物品复合主体内部不同供给结构间的糅合互动、相互支撑和互惠共享,准确把握社会公共需求的“脉搏”,及时应对公民多样化公共需求。     

基于过程域的公共物品供给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价研究

公共物品供给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价是有效实施公共物品质量管理和全面提升公共物品供给绩效水平的关键，针对公共物品供给管理能力体系普遍缺乏成熟度评价问题，立基过程视域，设计公共物品供给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价体系。包括：将能力成熟度模型应用于公共物品供给管理评价工作中，构建供给管理成熟度评价框架，划分管理能力成熟度等级，提炼筛选不同等级中的管理关键过程域，建立以实现关键过程目标为基准的指标体系，设计相应的评价程序，并结合公共物品供给管理实例进行评价实验，获得供给管理能力成熟度等级，发现各层级存在的管理缺陷，为公共物品供给管理优化指明路径。     

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机制设计分析

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体制在以后的发展变迁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使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面临着结构性矛盾,而摆脱困境的帕累托最优选择是根据农民的需求意愿或偏好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本文在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扭曲机理及相关机制设计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的民主表达机制.     

论农村项目化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困境及其逻辑——基于某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经验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某新农村示范村建设成效的实证分析,展示项目化公共品供给具体实施中的诸种组织困境:“以县为主”的供给模式下乡村组织失语、乡村组织自利性凸显以及村庄内部整合能力弱化成为项目化公共品供给中遭遇到的组织困境.诸种组织困境的生成是后税费时期基层组织运作逻辑、乡村社会治理样态以及乡村社会内在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展示困境出现的复杂逻辑.组织困境造成供给与需求之间错位、公共品质量低下、资源大量浪费、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带来基层治理组织合法性的相应提升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新时期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分析

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即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而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突破口就在于落实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于多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本文从对公共物品及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入手,进而分析现行体制下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主要分析了以制度外财政为主的公共资源筹集制度和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针对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供给主体责任不清,相关的财政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供给决策上需求导向性缺失等。最后提出了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制度创新路径。     

论乡村旅游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

当前,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着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制约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利用博弈理论对其进行了经济分析,得出3个结论:(1)乡村旅游公共物品和服务存在供给不足;(2)供给不足的程度随着旅游公共物品和服务受益人数的增加而扩大;(3)经营者收入不相同时的供给水平大于收入相同时的供给水平。依据这些结论,针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应对措施。     

突发公共危机条件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研究

突发的公共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会导致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给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影响。在危机条件下,政府供给是公共物品提供的主要模式,但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会引发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和供给效率的低下,而单一的市场供给模式又具有盲目性和短期性的特点。因此,建立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相结合,以政府供给为主导,市场供给相支撑,政府、企业和社会第三部分参与的多维的供给模式显得十分必要。     

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安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探讨

城乡差距问题是当代中国政府面临的公共治理难题．而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二元”结构是城乡差距继续扩大的主因之一,这里以安徽省情为个案,深入分析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终为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提供有益的思路选择。     

有效解决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对策研究

在给出农村公共物品分类的基础上 ,分析了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内生的几种矛盾 ,指出为了有效地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严重不足的现状 ,应将农村公共物品支出列入国家财政支出体系 ,通过发行农村公共物品债券、以工补农等多种方法 ,多渠道地为农村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资金 ,寻求公民公平的生存权 ;也为解决农民负担过重、负担反弹等问题提供了标本兼治的方法     

城乡公共物品统筹供给:困难、成因及对策

我国城乡公共物品统筹供给客观上存在供给主体分殊、供给客体悬差、供给模式差异与供给效能实距等困难.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资源禀赋、体制选择、战略规划、策略组合以及治理技术等因素起着主导作用.为此,需要重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治理体系,在供给的目标与理念、体制与机制、模式与动力以及内容与资源等方面进行革新,科学地拓展城乡统筹,循序实现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均等化与一体化,以推进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以县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及其意外后果

国家与近9亿农民如何打交道,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县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中,国家资源的输入并没有转化为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反而围绕着项目制形成了县乡村利益共同体和私人治理秩序不可逆的格局。这导致基层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和治理性危机的不良后果,大量社会矛盾不断上移,体制不堪重负。科层化、专业化分工的县及其职能部门不是直接对接乡土社会的有效基层治理单位,建议将“以县为主”的项目制调整为“以乡村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建设一个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乡村基层组织。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的制度约束与优化路径

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户生活质量,统筹城乡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面临着基层组织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投资制度和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制度约束.针对一系列制度约束,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内涵出发,构建了有利于促进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新制度框架.应从创新农村市场经济制度,维护人居空间有序发展;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障乡村人居公共物品供给;创新农村社区管理制度,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