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与雅典法律比较

目前所知楚国和雅典都有体系不太完善的法律:楚国有《仆区》之法、《训典》、《祭典》、《鸡次之典》、《茅门之法》、《覆军杀将法》、《将遁之法》等;雅典从德拉古立法开始,经梭伦、庇西特拉图、阿菲埃尔特、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的立法改革,成文法尤其是公法不断发展,使贵族特权逐渐被剥夺,成为公民行使民主权力的有力保障。两相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法律起点是大致相同的,但因发展方向的不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法律文明。     

复合权利视域下环境权的新认识——兼论环境权的法典化表达

环境法法典化是新时代环境立法的新目标，环境权作为环境法领域的权利基石，应借助法典编纂的契机融入环境法典。环境利益本身的泛化性致使环境权内涵与外延在理论层面上兼容并包，这也决定了环境权应受公法、私法两种法律体系调整，其权利内容兼具公私双重属性。基于对以往“公权-私权”学说的审视与反思，文章重点针对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及内容等三大法律要件展开环境权双重属性的法律分析，明确其法律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就环境权的入典路径进行探讨，提出在遵循法典编纂“总则-分编”的体例之下，采用“一体多面”的入典方式，秉持法典内容中的公、私法协同保护的理念，在法典总则确立环境权的法律地位，在分则编明确保障环境权的规范依据。     

教育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与合宪性进路

“法典化”时代,编纂教育法典对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教育法典的编纂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依宪立法,同我国宪法条文所体现出的教育强国的国家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国家任务、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及义务等规范内涵相契合。在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宜将教育法典定位为领域法以及基本法律。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契合宪法精神,有必要对教育法典编纂过程进行合宪性控制。在法典编纂准备期,需要对已有教育法律规范体系进行梳理与整合,促动相关条款依宪入典;在教育法典草案形成阶段,有必要通过在文本中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进行合宪性宣示,并经由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草案审议过程中对相关问题作出合宪性确认。     

让“百姓”归位

何谓百姓?“百”是言其多。“姓”是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系统的称号。古时候,“百姓”是少数贵族的总称。到了战国时代,贵族败落,平民增多,形成一个巨大的群体和社会力量,“百姓”也就成为千万平民的通称,包含众多、同族又有合群的意义。(沈寂:《老上海小百姓》序     

百姓是镜

当记者采访中共临汾地委书记徐生岚时,他讲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百姓是镜。”徐生岚曾任县级领导多年,他以百姓为镜,百姓喜欢的事就多干,百姓讨厌的事就不干,用老百姓的话说:“这书记,架子不大,说话不多,实事却干了不少。”     

“百姓”原本指贵族

百姓,在古代是对有钱有势的贵族的称呼,而不是指普通的平民。"百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是指那些地位仅次于诸侯的"百姓"。讲得最清楚的是清代的俞正燮,这位通经史百家,擅长考据的学者,在他的《祭已类稿》一书中,更为直     

“吴”名考辨——兼说吴的发祥与发展

《史记·吴太伯世家》曰“大伯奔荆蛮,自号句吴。……吴名起于太伯。”此乃吴人、吴地、吴国以及吴文化之名号的由来,笔者深觉此说与客观史况不甚合符,且其蕴含的内涵颇有可说者,现提出管见以求教于方家。一、诸家之释“吴”关于“吴”字,历来释家甚多。《说文》曰:“吴,郡也”,又“姓也”、“大言也”;《汉书·地理志》曰;“吴,会稽郡、吴县”;《释名》曰:“吴,虞也”;《集韵》、《韵会》、《正韵》曰:“吴,音吾,国名”;《方言》曰:“吴,大     

秦律赀罚制述论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有大量关于“赀”的法律条文和法律材料。“赀”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措施?在秦的法律制度中,居于何种地位?这对于了解秦的社会政治生活,对于我国法制史的研究,都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现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来进行一些探讨,以期对它作出必要的说明。一关于秦的“赀”,历史文献上记载不多。《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述出见之,入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     

论我国环境权入典的基本理路与实施路径

环境权是环境法律体系的基石性权利，探讨环境权入典问题是我国环境法典编纂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权利需求的重要使命。环境权入典的基本理路，应在检视已有环境权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权利束的分析框架，将环境权视为一种囊括多种具体权利类型在内的权利集合。阐明环境元权利束下，环境权实体性、程序性及救济性规定的相关内容，明确环境权入典具备的价值意蕴与现实基础。我国环境权入典实施路径，应采用“先集中后分散”的入典模式，同时与环境法典“总则—分编”的编纂体例相结合，采用“一元多层”的入典路径，在总则编中明确一般性环境权，将环境权实体性规定、程序性规定以及救济性规定有机融贯于环境法典的四大分编之中。     

“久余是胜”解

《天问》“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两句,自王逸以来治骚诸家多把它同上文“悟过改更,我又何言”两句读为一章,不仅文义难以贯通,抑亦失韵,不成辞章。王逸注曰:“吴与楚相伐,至于阖庐之时,吴兵入郢,昭王出奔,……大胜我也。”近代有人对此说提出异议:“争国”决非指“吴与楚相伐”、“吴兵入郢”。“国”,乃国政,亦即君位;“争国”     

汉初民间卖爵简述

高中《语文》(第三册)中贾谊《论积貯疏》“岁恶不入,请卖爵子”一句的注解是:“年成坏,不能纳税,(朝廷)卖爵位(来增加收入),(百姓)卖子女(来度过日子)。“不入”指百姓纳不了税。卖爵,汉朝有公家出卖爵位以收取钱财的制度”。我们认为,此     

古代法典编纂的观念变迁——以载体和形制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长期以来,受到研究范式的局限,现代法学对于古代世界的法典编纂存在一定误解,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法典”的文本上。本文以“编纂”的行动作为着眼点,通过对古代法典的书写载体、文书形制、表现形态以及它们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将古代的法典编纂区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即纪念碑的法典、版牍的法典、书籍编纂的法典。这三个先后出现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编纂类型承载着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以宏大载体为中心的纪念碑式法典旨在树立政治的权威性;版牍的法典反映出超越载体束缚、追求以文本为中心的实用的法律观;书籍编纂的法典则更多地表现出对既有规范性渊源进行系统化再加工的特点,它暗示着一种法学化的知识生产。类型化的区分有助于澄清古代法律观念变迁的基本脉络,也为中国古代成文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环境公共利益对环境权“入典”的阻却

在环境法典编纂研究过程中，有学者主张将环境权纳入环境法典之中，但环境权“入典”必然遭遇到与环境法典中的环境公共利益的相互关系的问题。随着生态利益上升为作为法益的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共利益完成了从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的转身，中国环境法律也已实现环境公共利益的体系化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普惠性和享受的天然性，使得环境权的创设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以环境公共利益为中心的未来环境法典，从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到法律救济的全过程都难以针对环境权有实质性、可操作性的规范空间。     

中华法系视野下的古代工程建筑法典研究

中国古代法典体系丰富多元,不仅有律典,也涉及其他领域。工程建筑法典是中华法系法典的重要方面。在此之中,《营造法式》《营缮令》与《擅兴律》互动关系明显,三者构成宋代工程建筑法律体系。《营造法式》作为工程建筑法典代表,在统一建筑样式、管控人工物料及维护礼法制度等方面具有规范功能。在中华法系视野下研究古代工程建筑法典,揭示其法属性,探究其法体系,发掘其法功能,总结其法典化启示,不仅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法典维度的理论价值,还有明确当代工程建筑法范畴体系的借鉴价值,更有助力新时代工程管理法治化的实践意义。     

楚文王始都郢在当阳季家湖古城

《史记·楚世家》记楚文王始都郢的地方,历史文献一般都认定在今湖北江陵城北纪南城。此说以目前考古资料看,甚难成立。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江陵纪南城遗址从城内的文化堆积、城门和宫殿基址的发掘和城外遗物的文化内涵看,都证明现在规模的城垣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所形成的。①所谓楚文王(一说楚武王)始都郢是在纪南城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童书业先生在《春秋楚郢都》一文中,用了许多史料,否定春秋时楚郢都在江陵,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把春秋楚郢都定在“汉水中游一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春秋早期楚国的郢都应     

弄斧敢于到“班门”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班门弄斧”，班，即鲁班（一作鲁般，《墨子》作鲁盤），相传乃春秋末战国初鲁国的巧匠公输般。因为他木工的技艺十分巧妙高超，所以人们一直以“班门弄斧”来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自不量力。多用作贬义，如唐柳宗元《王氏伯仲唱和诗序》：“操斧于班、郢之门，斯强颜耳。”郢，指郢人；楚国郢都的巧匠。强颜，犹厚颜，不知羞耻意。有时用“班门弄斧”亦带有自谦意，如宋欧阳修《与梅圣俞书》曰：“昨在真定，有诗七八首，今录去，班门弄斧，可笑可笑。”     

清华简《楚居》“湫郢”考

因“湫”与“狄”二字形近,《水经注·沔水》将“湫城”讹写为“狄城”。《水经注·沔水》所记“湫城”与清华简《楚居》中的“湫郢”为同一楚地。根据《水经注·沔水》对“湫城”地理位置和周边水系的记载,可以将“湫城”定位在今湖北省钟祥市长寿镇长寿古城遗址,这里也就是《楚居》中的“湫郢”所在地。春秋战国时期,湫郢先后成为楚国军事重镇、贵族封邑和楚王避居的行都。     

吴起变法与楚国国情

公元前四世纪八十年代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对楚国历史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总结这一历史现象,一方面要弄清变法产生的背景,即楚国国情之所然,另一方面又要弄清既是符合楚国历史发展的一场改革,为什么时仅一年就夭折了,以求“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上阐     

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前言古代的沮水(又写作睢水,音同,通用)和漳水是流经楚郢都和随后的江陵城附近的两条水。春秋时期就已是楚国的著名河流。《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所说:“江汉睢(沮)漳,楚之望也。”就反映着当时沮、漳二水在楚国的重要地位。《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唐、蔡师攻入楚国,楚昭王君臣由郢都逃出后,首先就“涉睢(沮)。”《汉书·地理志》(卷28上)南郡“临沮”县原注云:“……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三国志·王基传》(《魏志》卷27)记王基的语说:“……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这都说明古代沮、漳二水和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很邻近,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尚书·尧典》之生成及其文体功能

最初的“典”体生成于殷人的贡典制度,主要是书写对祖先神灵的祝告之辞和先王先妣的祀谱和庙号。周人将礼乐法度上升到了“典”的神圣地位,并将先王先公有教益和借鉴意义的话语也称之为“典”。而《尧典》是春秋时人出于制度的焦虑,为王者未来的实践行为建构的一部理想性的行政法典,体现出了迥异于商周其它“典”体的叙事性文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