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年之丧”在汉晋时期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汉晋之间曾发生过较大变化。在汉代,由于统治者需要,“三年之丧”发展成为“以日易月”。到了两晋时期,服丧形式又从“以日易月”发展成为“諒誾终制,心丧三年”。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     

论“三年之丧”在晋唐间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晋唐之间曾发生过重大变迁。在皇家服丧方面,晋唐间,“三年之丧”从“心丧三年”发展成了“以日易月”,但这里的“以日易月”与汉魏时期的已经有着重大差别。在社会上,“三年之丧”逐渐受到各阶层认可,并被朝廷以立法形式予以支持。以上变迁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关系密切。     

春秋宗庙祭祀以及庙与寝的区别

宗庙祭祀是春秋祖先崇拜的基本形式,分为常祀和临事而祀两类。常祀定期举行,有烝、尝、禘以及告月四种,或每月一次,或每年一次、数次,或在特定的日期。秋尝冬烝应是当时的祭礼,但没有得到严格遵守。禘有两种:时禘四时皆可,吉禘在“三年丧毕”之时举行。临事之祀是不定期的祭祀,随时随地因事而行,非常频繁。从用途看,春秋时期的庙与寝不同,庙专为祖先修建,寝是生人所居。从建筑形式看,二者没有造在一起,寝不是宗庙建筑中的一部分。传统所谓庙与寝相连,前庙后寝,皆为先祖而造之说,非周代的宗庙规制。     

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厚葬与薄葬

秦汉魏晋时期厚葬的成因有经济、认识、道德伦理、统治者提倡等等,归根结底还在于统治阶级选择丧葬制度的着眼点在于能不能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厚葬、薄葬都在其次。该时期的厚葬特点一是长丧久葬,二是事死如事生,后者具体表现是大、多、广。汉文帝“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诏令确实实行过,但并未全面提出“禁厚葬”的措施,薄葬的局限性很大,尤其是开创了“凿山为穴”的新葬制。魏晋的薄葬特点是短丧、不封不树、明器减少。局限性是薄葬区域性强、阶段性突出、新葬制的出现。因此,厚葬始终是汉晋时期丧葬活动的主线     

上博简《郑子家丧》之"利木"试解

上博简<郑子家丧>中"使子家利木三寸"的"利木"一词,学术界有"梨木"和"离木"等不同的解读,但都存在问题.文章结合上下文和古代葬具用材的有关资料,认为应该读作"厉木",意思是"恶木",即贱劣之木.     

西周的社会性質

四西周封建社会的特征与封建化的經过殷周之际确实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詩經大雅文王之什說:“周虽旧邦,其命維新!”孟子告訴滕文公行井田制时也說:“子力行之,亦以新手之國”。从西周以至战國的知識分子,都認为周人所行的制度,对于殷代說來,确是一种新的制度。后人以为周公制礼,这傳說不是无因的。先就土地制度來說,在上文已經提到过,“耤田制”在殷代晚期就已經出現;但西周初年的令鼎有說到:“王大耤農于諆田”。到底殷代的“观耤”,与     

“三年之丧”与“孔子复礼”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而行至孔子所在的春秋末年,已然是礼崩乐坏.孔子欲借助“三年之丧”所独具的双重功效,由孝而仁,由仁而礼,由礼而和,所以“三年之丧”成为了“孔子复礼”的新宠,被提至到“古今天下之通丧”的高度.孔子的宣传,为“三年之丧”在后世由礼入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弟子为师心丧三年提供了契机,为后世孝道、仁政和尊师重教的传统奠定了基石.     

周祭卜辞中的直系先妣及相关问题

1 三十年代初期,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依据祖甲及乙辛时代的周祭卜辞,作成上甲以来的祖妣祭日表,证实了存在于商王室的先祖与先妣两套独立而并行的祭祀系统。这两个系统的确立,使殷代世系建立在缜密的祭祀制度之上,殷商世系得以完整地复原。但是,先祖、先妣两个并行的祭祀系统,毕竟是各自独立的,这个现象表明,起码在商代的周祭系统中,先妣与先祖确是处在大体相同的地位上。然而,对于周祭卜辞中的先妣祭祀系统,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起初,罗振玉仅把周祭中诸先妣放在辅助的地位上,     

清贫朴实的生与死——墨家节用、节葬对当今环境、生态的启发

墨家主张“兼爱兴利”,但在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天下凋敝,民不聊生,何来之“利”？其一得抿除战争(除害),故主张“非攻”,其二乃开展民生方面的节流,故提出“节用”“节葬”,主张“崇俭去奢”。当今全球文明地区无不积极推展绿色科技,然而,如果无法有效消弭破坏源(除害),又如何可能真正兴利？本文即欲由墨家“节用”“节葬”的论点及当今时代的具体作为,省思当今“人口”“劳动力”“殡葬”等相关问题,寻得解决之道。关于“节用”方面,除了衣、食、住、行的俭约外,提出“人口”和“劳动力”之问题。关于“人口”,在于如何藉由各个方面的节度以达致人口的增长,今之人口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平衡；而关于“劳动力”,则在于如何付诸劳力以展现最大效益。在“节葬”方面,主要在于“仁者之为天下度”以及“孝子之为亲度”两原则下的思考,在寸土寸金的今天,“厚葬久丧”则主要在于土葬对土地资源的消耗,现在虽有朝向火葬后存放灵骨塔之趋势,但强调人文自然关怀的自然葬法是否更符合殡葬的意义以及当今的现况？     

春秋丧葬制度的阴阳观

通过对《春秋》所记天子、诸侯、诸侯夫人的卒葬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春秋葬日制度存在着明显的阴阳观,即丧月等级用阳、葬日用阴,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念.除此,本文还对丧月不计闰、葬日不用疾、卜日先远日等规定进行了探究,对《春秋》卒葬的书写原则及体例进行了阐述.     

略论汉代的三年丧

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但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记载,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汉代统治者对于三年丧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的说来却是持支持、鼓励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丧。盖因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又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     

再论唐代夺情起复制度

唐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夺情起复制度。官员起复后,可以从事一般的公务活动,但遇朝集、庙祭等重大活动和私人生活方式上依然有很多禁忌。唐初到天宝年间,官员夺情起复的比例逐渐降低。到唐中后期,大多数效命于中央政府的文职官员都能遵守服纪制度的要求,守丧终制。夺情之制多在外官和部分事物官中实行。     

从郑玄、王肃的丧期之争看经典与社会的互动

三年之丧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历来深受重视,分歧也因此较多。就丧期而言,有郑玄、王肃的二十七月、二十五月之争。王肃依据两汉以来三年之丧皆为二十五月的历史事实,提出祥同月。郑玄更看重理论上的合理性,认为礼缘情制,但需立中制节,所以重视祭而延长丧期,并通过祥异月确立的原则体现儒家丧礼的制作精神,以求收拾人心、整合社会之功用。两晋以后,郑玄之说逐渐流行,成为从朝廷到民间都普遍遵守的制度,但遵守的同时又意味着对郑玄当初用意的背离,人们看重的只是丧期的延长更适合表达丧礼中必要的哀戚之心,而这种重视情感的表达方式总是能够获得朝廷与社会舆论的褒誉。这一过程中,社会与经典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遗民世界的黄昏——论顾炎武的悼友诗

结合《日知录》中的诗论解读顾炎武的悼友诗是理解顾炎武诗歌的一个途径。悼友诗作为顾炎武的“私人话语”，契合了他的“学术话语”。前期的悼友诗多叙事，有着诗以存史的性质。晚年的悼友诗贵隐括，带着一层衰颓的色彩。他在悼友中也追悼着自己。从他的悼友诗中我们能看到时间解释了遗民的悲剧宿命。     

论《春秋》学对尹洙文学创作的渗透

宋代的《春秋》学是经学中的"显学",由于经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流话语地位,使得《春秋》学对文学创作具有极大的渗透力。尹洙"深于春秋",《春秋》学对其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本文将讨论《春秋》学影响尹洙文学创作的核心因素,其涵化《春秋》义法进行文学创作的表征,及在北宋古文运动中的影响等问题。     

简论丧礼的易服

古礼丧服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依据丧期和祭礼的变化多次"易服"。"易服"具体可以分为成服、变服、受服、除服四种情况。"成服"是依据丧制从平时的服装改变为丧服;"变服"、"受服"是成服之后,依据丧期和丧情的变化对丧服进行的改易;"除服"则是丧礼结束后,改回平时的服装。丧服制度中,"服以饰情"、"变而从宜"的思想通贯于整个丧礼易服过程中,同时也是儒家"制之礼义"基本思想的具体表现。     

论韦应物的悼亡诗

中唐诗人韦应物,以田园诗著称,诗风自然淡雅。所存十九首悼亡诗,上接潘岳、下启苏轼,延演于后世,诗人对亡妻的那份率真、至爱之情倾吐于诗中,凸显了悼亡诗"抚存悼亡"的共同主题,彰显了妻子勤劳、贤惠、与诗人心灵默契的美德,构建了悼亡诗的时空体系,丰富了我国古代悼亡诗创作的经验。     

《归妹》卦媵婚制考论

媵婚是商代至西周春秋时期诸侯贵族之间盛行的一种婚姻现象,通过对《归妹》卦卦爻辞与《春秋》、《左传》、《诗经》等文献的参互考证,对爻辞进行了正确阐释,认为《归妹》卦反映了当时媵婚制的实际情况,其爻辞揭示了媵婚制的某些鲜为人知的特殊礼制习俗。纠正了对《归妹》卦某些爻辞的误读现象。     

《程氏杂说》佚文考说

《程氏杂说》当为十卷,此书曾为宋人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征引。考李明复《春秋集义》引《程氏杂说》佚文凡十七条,其中可与刘绚《春秋传》佚文相较者有四条,而此四条文辞几乎完全相同,这充分证实了李明复所言“今世传《程氏杂说》首卷所载皆绚传”确非虚言。由于《程氏杂说》首卷所载《春秋》经解在当时被很多人误认为是“程解”,而此首卷又恰止于闵公二年,僖公以后全无经说。这可能正是导致程颐《春秋传》止于闵公这一误说产生的原因。《程氏杂说》佚文对程颐《春秋传》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推广其义,二是补其未及。单从著述完成先后来看,程颐撰作《春秋传》应该还参考了刘绚《春秋传》,而不是相反。     

论中国传统祭悼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其现代嬗变

中国文学的起源离不开祭悼巫术仪式及其心理实践,并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祭悼文学,形成了鲜明的美学特征。祭悼作为一种情感体验与价值观念参与到文学创作,不仅可以呈现出悲痛亡者与感慨生命的审美特征,形成"追思既往"与"寄语将来"的两种叙事维度,更能表现出一种实用价值与功能体现,以至于在传统祭悼文学场域中形成了重构乃至融合儒、释、道等诸多文化的多元载体,形成了鲜明的文学审美特征。而且,这一美学特征在晚清以来的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又产生了新的嬗变,赋予了祭悼仪式、形式、主题价值、载体、文化意义等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