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易林》与《周易》“古歌”的渊源考述

《焦氏易林》与《周易》古歌的渊源,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焦氏易林》的诗性特征赓续《周易》卦、爻辞及其诗性结构,前后相承;《焦氏易林》爻辞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周易》卦、爻辞的分类方法,以事象辞、物象辞为主。摄象以明理,象征的表达方式是另一沟通的桥梁;语言上,两部著作援引格言、熟语入卜辞,灵活而多变。     

论《周易》中蕴涵的古代早期形象理论

现存《周易》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六十四卦的卦辞(包括卦画、卦名)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称为《易经》;另一部分是《易经》的最古注解,共十篇,统称为《易传》(旧称《十翼》)。这两大部分的著作时间和内容的性质都不相同:《易经》是西周初期的占筮书,但六十四卦及某些爻辞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易传》是西周到战国时期的学者借解释、论述《易经》来发挥他们对宇宙、人生等问题看法的言论汇编。它们的内容的性质虽然这样,但《易经》卦画的“象”和爻辞的“象”,确实是一种借物象作形象性譬喻的表现方法,《易传》中关于《易》“象”的某些论述,也确实     

论《周易》中蕴涵的古代早期形象理论

现存《周易》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六十四卦的卦辞(包括卦画、卦名)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称为《易经》;另一部分是《易经》的最古注解,共十篇,统称为《易传》(旧称《十翼》)。这两大部分的著作时间和内容的性质都不相同:《易经》是西周初期的占筮书,但六十四卦及某些爻辞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易传》是西周到战国时期的学者借解释、论述《易经》来发挥他们对宇宙、人生等问题看法的言论汇编。它们的内容的性质虽然这样,但《易经》卦画的“象”和爻辞的“象”,确实是一种借物象作形象性譬喻的表现方法,《易传》中关于《易》“象”的某些论述,也确实是对这种表现方法作出的理论概括,蕴涵有     

《周易·渐卦》新解——兼论《渐卦》与《诗经·渐渐之石》的关系

考《诗经·渐渐之石》篇,得出《渐卦》与《渐渐之石》无论是单个的"渐"字还是各自描述的内容都存在一定联系的结论,其中"渐"义应为"山石高峻之貌"。《渐卦》初爻辞有"小子"一词,各家解释不一,通过对先秦主要典籍中凡出现"小子"一词的各篇章的分析,可知《渐卦》中的"小子"指代"青年男子"。整个《渐卦》描述两件事:一是青年男子出征打仗之始末;二是妻子对出征丈夫的思念及艰辛的生活状况。     

唐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牛僧孺的传奇专集《玄怪录》，虽以记录传闻异说、塑造精灵粉怪、满足大家嗜奇记奇的兴趣为主，但小说对媒的重要作用的肯定、对唐代户婚制度的描绘、对催妆与催妆诗的记录、对古代女子成婚年龄和媵妾制的刻画等，都生动地展现了唐代时期的婚俗习惯和风尚。《玄怪录》包涵着深厚的婚俗文化意蕴，成为展示唐代社会婚俗文化的一面镜子。     

《周易》美学的始发意义

《周易》中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经,称为《易经》;一部分是传,称为《易传》。两部分合称为《周易》。《经》中包括由八卦推衍出来的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积变而成的三百八十六爻的爻辞。《传》中包括对卦辞、爻辞的注释和论述,这些论述注释性的说明又称为“十翼”,包括有《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     

论周代的媵婚制度

针对“媵”的意义界定不清的问题，采用归纳和图示结合的方法，描述了媵者是嫡夫人同姓诸侯国之女、媵者是嫡夫人的“侄娣”、媵者与嫡夫人非骨肉之亲等三种形式。结果表明：媵婚制度具有广继子孙、防嫉妒、扩大联盟范围等作用。实践证明，媵婚制在中国周代较为普遍，并且对探讨周代婚姻家庭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诗经》婚恋诗看周代婚姻的多元性

《诗经》婚恋诗真实地反映了周代的婚姻制度和爱情生活。明媒正娶是周代男婚女嫁所必须遵循的婚姻法则 ,它突出的是社会对婚姻本身的愿望和期待 ;非礼仪的“野合”是对正规聘婚的补充和完善 ,它体现了社会对夫妻人伦的重视 ;媵嫁婚是多婚或群婚制的残余形态 ,它表现的是周人对拆除隔绝人群的氏族关系的古老壁垒的重视。总之 ,《诗经》婚恋诗写出了周代婚烟的多元性 ,表现了周礼张弛有序、刚柔相济、丰富而灵活的文化内涵。     

《诗经》的比、兴与《焦氏易林》的象征

《焦氏易林》象征和《诗经》比、兴运用的物象,具体可感,委婉含蓄,象征与比、兴借助于物象而相通。林辞引《诗》是诗歌的爻辞化,林辞以诗的形式为载体,则是爻辞的诗歌化,二者的情感指向双向贯通,具有一致性。《焦氏易林》衍《易》而成,象征手法贯穿整个爻辞的编撰,爻辞趋向于诗化,却也有别于纯粹的诗。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谦”卦之小象,也即《谦》之九三爻辞之位,能恰当地说明《谦》缘何具有“自卑尊人”的道德理性;从“谦”卦之大象中的“寡益多裒”的得理平施之道,可体悟出《谦》之道德意蕴的深层基础。有如此伦理意蕴的“谦”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经学札记三则

一,《周易》与周礼相通,可以互证。但是解说《周易》反映的古礼必须谨慎。二,《春秋》可以当礼书看,其中贯穿了孔仲尼维护周礼的原则精神。三,昭公元年《左传》记穆叔赋《鹊巢》而赵孟“不堪”,古今注家大多不知其所以然。解说春秋时期赋《诗》明志若要求其准确,就必须抓住切合当时情境与《诗》原文的契合点。     

大易之复：一种生生不已的和谐循环智慧——从《易》之“复”卦的圆润通变图式谈起

宇宙万有在时与位周而复始地运动变化,无不体现出和谐循环特征。易学阴阳相反相成的和谐思维形式,隐含着生生之道。大易之复的和谐提升机制属循环型,具有强大的化生之德。先哲认为,复是亨通,是往复不已的自然之道,是整体系统的形态、属性、功能方面的往复性转换,是在和谐发展中向着对立面转化。《周易》把宇宙万有看作是整体圆润、广大和谐、旁通连贯、生生不已的系统。此种和谐循环观念自从被《周易》系统地表达出来以后,成为中国文化成长壮大、生生不息、创新不止的内在生命力,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左传》叙事的解经意义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对于解读《春秋》之“义”,它的价值在于,只有通过《左传》的叙事,才能了解《春秋》“事”的始终本末,进而探求“文”的“笔削褒贬”之“义”.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程氏杂说》佚文考说

《程氏杂说》当为十卷,此书曾为宋人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征引。考李明复《春秋集义》引《程氏杂说》佚文凡十七条,其中可与刘绚《春秋传》佚文相较者有四条,而此四条文辞几乎完全相同,这充分证实了李明复所言“今世传《程氏杂说》首卷所载皆绚传”确非虚言。由于《程氏杂说》首卷所载《春秋》经解在当时被很多人误认为是“程解”,而此首卷又恰止于闵公二年,僖公以后全无经说。这可能正是导致程颐《春秋传》止于闵公这一误说产生的原因。《程氏杂说》佚文对程颐《春秋传》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推广其义,二是补其未及。单从著述完成先后来看,程颐撰作《春秋传》应该还参考了刘绚《春秋传》,而不是相反。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王通《春秋》学考述

王通是隋唐儒学变革的先行者,他的《春秋》学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钩稽《中说》里王通对《春秋》和其接续《春秋》所作的《元经》的论述,我们可以整理出王通的《春秋》观,也可以管窥到已经亡佚的《元经》的大致轮廓(作意、起止、取舍、笔法、义例等)。在对王通的《春秋》学复原后,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发现,王通的《春秋》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则它是唐宋“义法史学”的先驱,二则它是中唐以后《春秋》学研究中“舍传求经”学派的前导。     

孔子作《左传》说源流考

孔子作《左传》说当首先缘起于清康熙年间张沐的《春秋疏略》。清人许伯政《春秋深》承绪张沐之说并恢扩之。近世顾路柏《中国文学史》、章太炎《检论》卷二《春秋故言》及毛起《春秋总论初稿》等并有流衍。     

卢仝《春秋摘微》流传与著录研究

<春秋摘微>是中唐诗人卢仝精研<春秋>之著作,但对其流传与著录情况长期以来失于系统研究.据现有文献考证,<春秋摘微>唐代即有流传,但不见著录.宋著录有四卷本、不分卷本和一卷本三种情况;元著录有四卷本和一卷本两种情况;明<永乐大典>中间接收录<春秋摘微>六十二事;清李邦黻从中辑出编为一卷.是知历经朝代更迭,<春秋摘微>之四卷本、不分卷本和一卷本系统,先后不传,所存者唯清李氏辑本.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