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基于分类治理视角

在引入非国有资本的同时,如何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激励企业获得创新竞争力,这是国企和民企都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以2009—2018年发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应用非国有股东所拥有的董事会权力作为其发挥治理效应的替代变量,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从国有企业分类治理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功能类国有企业混改实施的效果。结果表明:(1)强化非国有股东"话语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及探索式创新的产出。(2)进行深度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一般商业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而弱化其利用式创新;对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     

高技术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研究

一般来说,高技术企业具有高成长、高风险的特征,较之传统行业应实施更积极的高级管理层激励.但通过2004-2006年我国192家高技术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无显著相关性,与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非公有制控制的公司高管薪酬高于公有制控制的公司,而股权激励比例偏低,说明高技术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机制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建议提高高技术行业高管薪酬水平,完善薪酬结构,积极加大股权激励力度.逐步降低国有持股的比例.     

基于权力激励调节视角的民营上市企业高管激励研究

如何通过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使民营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得到保障,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以2003—2019年沪深两市民营企业为样本,引入权力激励(高管是否兼任董事长)和经济激励(薪酬和股权激励)手段作为影响高管激励的因素,探讨如何建立更适合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激励机制。研究表明：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股东权益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权力激励与薪酬激励之间存在互补作用;权力激励与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替代作用,而且这种替代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探析

股权激励是一种分配制度和产权制度创新的薪酬模式,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体制内无激励外无约束的弊端。但是,由于目前的市场环境和企业状况还不能完全满足股权激励的发展要求。因此,我们需要明确目前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完善股权激励实施的制度环境。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制造业企业创新与绩效研究--基于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的影响

以2011—2018年我国深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研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对比分析,以期为我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参考视角.研究结果表明,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上的差异:(1)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创新投入之间均存在正向效应,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2)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带动作用更强;(3)在低分位民营企业中,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带动作用也有所增强;(4)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抑制薪酬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带动作用,且在民营企业中抑制程度更高.     

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研究——基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后的面板数据

使用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首次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企业绩效水平和企业绩效波动性为切入点,实证研究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层权力增大会显著加大股权薪酬水平和股权薪酬差距;(2)高管层权力对提升企业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同时也加大了企业绩效的波动性;(3)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水平及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从高管层权力和股权薪酬差距的综合效应看,两者在提升股权激励绩效水平的同时显著地加大了企业绩效波动性。     

“国企混改”与企业现金流——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以2008—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非国有股东加入,使股权多元化,但多元化并未对公司治理产生显著影响。而随着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占比的提高,使得混改深化,对内控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现金持有量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了“国企混改”的作用机理,为我国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企业寻找生机和出路的必要条件,在当代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创新则兴,不创新则亡.选取2006-2013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企业创新有何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的实施与企业的创新呈显著的正相关,即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这说明股权激励政策作为一种长期绩效机制,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下对于企业的创新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股权激励的类型进行区分,结果发现严格的激励型股权激励更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严格的福利型股权激励对于创新的影响则不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高管薪酬制定与企业创新领域之间的文献,为股权激励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性建议.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对上市公司管理人员报酬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委托代理理论,其激励机制的有效发挥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以2010—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选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薪酬委员会的设置、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职5个特征,来探讨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敏感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行业和公司规模变量之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是否持股、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职和高管薪酬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独立董事比例、薪酬委员会设置与薪酬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基于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作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创新性和成长性是其最为显著的特性。研究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公司成长性有正向影响,持股比例对公司成长性有显著负向影响,股权激励强度在适当的区间内对公司成长性有正向影响。因此,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需要在高管固定薪酬基础上,加大高管薪酬中权益薪酬的比例,但同时需要尽量避免出现股权激励过高的"确定效应"。     

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厘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其行权业绩考核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1）相对于非股权激励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目标越大,股权激励强度越大,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对公司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公司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的。（2）非线性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净资产收益率的非线性效应不明显,净利润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行权业绩考核目标的增大,高管行为存在着由协同动机向自利动机转化的倾向。（3）异质性效应分析表明,在国有控股公司中,降低国有股权能够增强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增加国有股权能够增强其激励效应,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上述结论丰富了高管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研究,为强化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助推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参考依据。     

国有公司经理人激励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当前国有公司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国有公司旧的用人制度与新体制改革的努力之间呈现的一种紧张状态,导致国有公司治理机构设置流于形式。改革旧有的人事制度,2013年"十八大"和2015年中央文件提出按市场化方式选聘和管理职业经理人。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引入为突破口打破国有企业旧的人事任免制度的关键在于国有公司经理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完善。提出以下建议:其一,经理人员货币报酬应与公司绩效水平挂钩,使得国有公司在自身经营管理中更加注重预算环节,使其能够以预算评价公司绩效,从而完成对经理人的薪酬激励;其二,激励制度应尽可能多元化,股权激励是减少代理成本的最优方式,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中探索一条国有公司的股权激励之路;其三,商业型国有公司与公益型国有公司经理人激励制度不能一概而论,应按不同的类型设计激励制度。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与理论探讨

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日益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但经验证据显示,目前对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仍比较谨慎和缓慢。混改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集团公司资产规模大,股权定价困难;国有股东更愿意增持而不是出售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股份;混改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不透明。效率观和资源互补观是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逻辑和理论基础。考虑到国有企业性质、功能和层级的不同,未来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基于效率观、资源互补观来分类分层推进。将现有的混改“试点推进”制度改为“负面清单”制度,并且不断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配套披露制度,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基础。     

管理者超额薪酬与企业双元创新

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管理者超额薪酬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薪酬作为管理者权力的体现，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利用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程度提高时，超额薪酬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减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增强。进一步研究表明，管理者超额薪酬将提升委托代理成本，且在财务柔性较低、股价波动性较高及外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超额薪酬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影响减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正向影响增强。基于管理者薪酬角度揭示了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发展的内在因素，为企业合理制定并监督管理者薪酬提供了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研究 --十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在现代公司管理中,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管人员起着举足轻重乃至决定性作用。深入探讨各种股权激励的理论与实务,对如何调动高管人员积极性和如何约束他们的行为就显得极其重要。我国上市公司在积极进行相关改革的过程中,高管人员薪酬改革却相对滞后了。应当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实施直接持股、股票期权计划和管理层收购等股权激励方案,并同时应充分考虑股权激励相关的制度风险和市场风险,采取一些必要措施防范股权激励风险。     

科技型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已有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科技型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定量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经理层激励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和高层管理者的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负债率、国有股比例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例、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否兼任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薪酬激励与自由现金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以2009-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自由现金流和薪酬激励两个因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同时区分了所有权性质对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子样本回归结果并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我国上市公司薪酬激励和自由现金流水总体上平均与其业绩呈正相关;同时国有企业的薪资激励效应更显著,而非国有企业会更偏向于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选取2014—2019年沪深混改国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和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制衡在影响高管股权激励促进创新投入的作用上表现为双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明显。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国企层级而不同,在地方混改国企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在混改央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高管股权激励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证据。     

金融生态环境、股权属性与债务融资结构研究

以2007-200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不同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及股权属性对债务融资结构的影响,从债务融资渠道结构、债务期限结构两方面分析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特征和形成机理,通过不同股权属性的样本分类检验及对比,指出中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与国有股权属性相关,股权具有国有属性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获得长期贷款;而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政府干预减少,股权具有国有属性的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比例显著下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负债率呈倒U型关系;股权非国有属性的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融资比例较高,与短期债务融资呈现U型关系。     

融资约束下高管激励机制与中小企业研发投资行为——基于货币薪酬、股权激励的对比视角

以2011—201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差异化情景下高管激励机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随着外部融资环境的趋紧,单一高管激励机制对中小企业研发投资呈现反向效应,货币薪酬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股权激励的抑制效应不断增强;在高融资约束下,单一股权激励抑制效应显著高于货币薪酬激励效应,组合激励机制却呈现更显著的激励效应。基于此,面对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应优化设计高管激励机制、强化制度短板的绩效考核、营造积极的实业投资和研发创新氛围,聚力内涵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