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抗战文化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吉安是赣中重镇,古称“文章节义之邦”,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江西抗战首府,人文蔚起。这使吉安不仅成为江西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成为连接中国东南与西南的抗战文化重地。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吉安在抗战时期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抗战文化: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田汉等文学家、诗人在吉安发表抗战诗文;反映抗战的木刻与绘画艺术作品在吉安展出;《复国走南洋》、《八百壮士》、《大骂汪精卫》等抗战戏剧杂技在吉安演出;《再牺牲再前进》、《南昌轰炸实录》等抗战音乐电影在吉安播放;《前方日报》、《抗战月报》等抗战报刊在吉安出版发行;吉安民众教育馆、文山书店等图书馆与书店为抗战提供精神食粮;浙江大学迁驻吉安泰和;国立十三中学在吉安创办;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江西总部等抗日团体在吉安开展抗战活动,等等。这些抗战文化对推动抗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奠定和彰显了吉安抗战文化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风俗与人——也谈韦君宜的小说《母与子》

韦君宜的长篇小说《母与子》是一部着重表现传统女性沈明贞在抗战的时代大潮中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和英雄母亲的革命斗争历史小说.作品细致描写了苏北小城的年节风俗和人生礼俗,并将风俗描写与时代风云和人物精神心理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沈明贞等所生活的时代及文化环境的压抑,突出了沈明贞及其儿女们反抗的深层次原因.《母与子》中的风俗描写带有明显的社会文化批判意味.     

《英雄赞歌》的幕后故事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电影《英雄儿女》中这首风靡全国的歌曲《英雄赞歌》,其创作和演唱背后都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1952年春天,中国文联组织以巴金为组长的创作组赴朝鲜体验志愿军的生活,准备创作一批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文学作品,巴金选择志愿军某团六连作为体验生活的地点。在七个多月中,他与战士吃住在一起,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到前线采访。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巴金满怀激情地创作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保卫和平的人们》《明珠和玉姬》等作品。1961年,经过三年酝酿与创作,巴金的中篇     

三中全会和历经曲折的《义勇军进行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1982年12月,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郑重作出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4年,革命戏剧家田汉愤于民族的危难,创作了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于被捕前仓促将剧本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在一张包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托人转交共产党人音乐家聂耳谱曲。     

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编辑活动及编辑思想

抗战期间,孩子剧团以"抗战救国和联合抗敌"等为主基调,编辑《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儿童副刊》《抗战儿童》等书籍报刊,不仅在沦陷区影响巨大,也有力促进了国统区儿童报刊书籍的发展,对当时全国儿童书刊的繁荣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五年间,孩子剧团制定的"集中精力,宣扬自我""抗战第一,团结至上""反对独裁,联合抗日"的编辑思想凸显战时倾向和审美趣味,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脸谱

正谷尚蔚:筹建中国功夫电影科幻城"我的两部建党百年献礼片《上海滩之风云正道》《地雷战之巾帼英雄》马上要开拍了。"日前,著名温籍功夫演员谷尚蔚从北京一到温州,就马不停蹄地回永嘉筹备中国功夫电影科幻城项目。去年9月,永嘉县政府与北京多禧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功夫电影科幻城项目投资意向协议。"该项目将结合功夫电影主题和永嘉独特的自然地理、经济和文化优势,     

文化认同视域下田汉新编历史剧的独特价值论析

田汉创作的新编历史剧《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等,是其历史题材戏剧的巅峰之作。以往学界习惯从政治与时代视角切入研究,考察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外部关系及其深层互动,实际上无形中遮蔽了作品的内在意蕴与文化价值。从文化认同视角研究田汉新编历史剧,不但可以消除文学史、戏剧史对田汉新编历史剧的偏见,而且也为重新审视戏剧的历史价值与艺术地位开启全新的大门。田汉新编历史剧不但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因其诗人气质投射进剧作中显得独树一帜,为中国当代剧作家主体意识的构建树立了典范。     

《中国电影》与大后方抗战动员话语的“电影”建构

《中国电影》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出版的唯一一本电影学术刊物,具有鲜明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内行办刊的编辑理念、“电影抗战”的编辑立场、灵活的编辑策略成为《中国电影》的编辑思想。在这种编辑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电影》刊发了大量关于电影的功用、电影的国策、中国电影应走什么路线、农村电影的制作、纪录电影的价值、如何借鉴苏联电影经验等为主题的讨论,成为匡助大后方建构抗战动员话语的重要介质和战时“电影救亡”的缩影。     

超越荒诞,回归本真——电影《斗牛》中的生存关怀

电影艺术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承担着传递真知、生存关怀的“诗”之职责.电影《斗牛》（2009）是一部反传统的抗战影片,将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生存境遇和复杂的人性呈现出来.影片塑造了一个存在主义英雄牛二,他用西西弗式的坚韧承担生命中的苦难,对抗世界的虚无与荒诞.他在各种境遇中不断选择、自我塑造,逐步超越自我,走向生命本真,实现生命的“诗意栖居”.     

由华语大片联想到的……

在当今好莱坞大片充斥着全球化市场的时代,中国电影也不甘落后,以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等为首的中国导演,拍摄华语大片,并逐渐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2004年,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在北美地区电影票房排行榜上连续两周稳居榜首,开创中国电影百年纪录。《华尔街时报》报道:“《英雄》真正拉开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帷幕。”从《卧虎藏龙》开始,李安打开了华语大片开始登上世界电影舞台的新通道。从《卧虎藏龙》到《英雄》、《十面埋伏》,再到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功夫》,成龙的浪漫爱情剧《神话》以及陈凯歌的魔幻武侠电影《无极》、冯小…     

论电影《英雄》艺术缺陷的审美心理学动因

电影《英雄》是中国新世纪商业大片的代表性作品,其情节布局的缺陷一直为人们诟病。运用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katharsis”阐释,对电影《英雄》情节设计、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情感表达上的缺陷进行分析,探讨英雄悲剧性电影在叙事策略上应遵循的艺术规律,以启示当代中国电影的艺术创作。     

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文艺主张

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在日本侵略者践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的危急时刻,在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第的艰苦年代,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处于愤概、徘徊的时候,郭沫若怀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以敏锐犀利的大笔,于1938——1945年期间,先后撰写了《抗战与文化问题》、《今天创作底道路》、《新文艺的使命》、《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民族形式”商兑》等十多篇重要的文艺论文,高举起抗战文艺的旗帜,明确而坚定地提出了“为抗战而艺术”,“民族形式的中心     

师彼之技以制彼——论小说《骨》的电影化叙事

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在美国"东方主义"者的电影剪切艺术中,被大大地歪曲了,伍慧明却力图在小说《骨》中用"东方主义"者惯用的电影叙事方式改变这种状况,并使主人公莱拉成为新的华裔女性形象,以此来校正大众对唐人街的认识上的"盲点".     

论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的特殊关系

抗战期间流行的"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战时新闻学为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学理依据;另一方面,战时新闻政策反过来又为战时新闻学提供了"法理"支持和政治导向。随着战争的进程,国内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开始复苏,由战争初期的"服从统制"到积极进行反统制的斗争。这种阶段性流变的特点必然反映到新闻与文化传播活动中来。这一变化趋势,与整个大后方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本期要文导读

论《史记》中的“烽火爱情”叙事 丁万武,王俊杰 《史记》不仅尽情鼓荡英雄们的风云之气,还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作者认为,“霸王别姬”是风云气兼儿女情的不朽之笔,它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弱女子勇救落难公子的爱情佳话”,以战争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两情相悦的风情喜剧。对“红颜祸水”进行的政治道德上的口诛笔伐,其中的普世性的爱情不能一概被抹杀。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国电影的生态面貌管窥——以1937年的《艺海风光》为例

由三个短片组成的《艺海风光》,是"联华"—"华安"公司于1937年出品的第二部短故事片合集,同样属于新东家凝聚人气、巩固市场的应急之作。这部近几年才对外公映的(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影片再一次证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中国电影制作主流,主要涵盖国防电影(运动)和新市民电影形态。对《艺海风光》读解的当下价值和意义在于,国防电影、新市民电影与新民族主义电影,不仅是战前中国电影生态的全部面貌,而且也是抗战期间能够被不同地缘政治接纳和得以发展的电影形态。     

论田汉战时戏剧思想及成就

中华民族在危难的时刻选择了与现实紧密联系的戏剧作为激励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抗战八年,中国的戏剧力量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得以最壮烈的释放。“戏剧与抗战”早已以一种共生的姿态贯穿田汉每一次可圈可点的戏剧活动与艺术实践当中。他不只是在民族危难时发出最后吼声的戏剧诗人,更是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的剧坛先锋,当之无愧的梨园领袖。     

左翼电影的艺术特征、叙事策略的市场化转轨及其与新市民电影的内在联系

左翼电影出现于1932年,到1935年,其最高代表作品《风云儿女》表明,中国左翼电影已经从整体上融宣传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并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影片在都市意识和电影市场意识规范下的叙事策略,既是出品方电通影片公司的制片路线从左翼电影向新市民电影转化的基础,也是一年之后新市民电影全面取代左翼电影成为唯一的中国主流电影的开始,而二者间内在的文化逻辑关联值得注意。     

无法完成的叙事努力——对战时抗战小说的一种理解

战时的抗战小说努力把抗日战争叙述为一场跨越民族界限的阶级革命,是作家和批评家的一种普泛性的共同努力,《八月的乡村》和茅盾对《万宝山》的批评就是显例。但是在民族救亡的峻急需求和民族矛盾上升的时代背景下,阶级意识难于实现对民族意识的跨越,这种努力不能不面临着叙事的难题和来自现实的尴尬。《新儿女英雄传》、《去国》、《吕梁英雄传》等采取让阶级斗争穿上抗战的外衣、由叙述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向叙述战时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等方式试图克服这种难题,仍然无法最终完成其叙事努力。马克思和毛泽东等的革命理论是这种叙事努力的理论渊源。     

兴利除弊，善管善用互联网

上世纪30年代，电影刚刚在中国小成气候，上海电影界形势复杂，党内不少同志主张不要去蹬这潭浑水。翟秋白沉思良久，决定派夏衍等文化人进军影坛。《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优秀电影一扫武侠神怪、鸳鸯蝴蝶之窠臼，在千万观众中激起强烈共鸣。党的思想和主张在声光电中熠熠生辉，点亮了民族心灵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