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延边社队企业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使农业尽快地搞上去,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就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队企业。毛泽东同志说:社队企业的发展是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这是因为社队企业的发展,可以壮大和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农业机械化筹集必要的资金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同时也能够按排农村剩余劳力,增加集体收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还能够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贸     

不应片面估价社队企业

近年来,我国农村社队企业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左”的思想影响不断清除,社队企业发展的步伐也日益加快。一九八○年底全国已有社队企业143万个,务工社员3050万人,全年总收入614亿元。占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34%。正如国务院颁发的《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中指出:“社队企业对于利用和发展地方资源,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巩固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有明显效果;     

本地独立董事能否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

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监督职能能否有效发挥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基于此,以任职地点为切入点,采用中国资本市场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010—2016年期间5489个观察数据,实证考察本地独立董事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政府补贴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本地独立董事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且政治关联弱化了本地独立董事的抑制作用,而政府补贴则增强了本地独立董事的抑制功能。进一步考察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在本地独立董事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国有企业,特别是政府补贴较高的国有企业,应重视对本地独立董事的聘任,充分发挥其监督功能,进而有效约束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政治关联的可能负面影响。     

社队企业管理体制探讨——上海郊县社队企业调查

我国的社队企业,自1958年产生以来,经过20多年,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的发展,已经具有了相当可观的规模。到1980年底,全国有143万个社队企业,务工社员3050万人,固定资产327亿元,当年总产值690亿,大致相当于1956年时的全国工业总产值水平。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社队企业的发展更是迅猛异常。上海郊区从1976年到1981年,社队工业总产值和利润分别从12亿、3亿增长到33.78亿和7.5亿,各增长了181%和150%,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0%左右。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经济正在出现深刻的变革,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后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从资金和劳动力上准备了社队企业新发展的客观条件。多种经营的发展,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又向社队企业的新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与完善现行社队企业管理体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地方政府竞争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竞争在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显著地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为明确地方政府竞争与长三角地区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分位回归方法对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2001—2009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竞争恶化了劳动收入份额。不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逐渐降低。另外,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显示出互相替代的关系。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降低了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     

村庄经营者与"钓鱼"经营:项目进村背景下的村干部 ——以华北P县西水村为例

在项目进村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随着惠农项目逐渐增多,政府资源大量投入农村,政府与村庄、村干部的关系发生变化,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特征也发生变化.以华北地区一个村庄为例,讨论国家项目进入村庄之后引发的双重效应:项目作为国家政权力量向乡村渗透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激发了一批农村精英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聚焦于新时代村干部的角色讨论,认为在项目进村的背景下,乡村精英成为"村庄经营者",他们采取"钓鱼"经营方式从政府拿到项目,并试图打通政府支持与村民信任之间的联系,让以往被视为只能二选一的"获得政府资源"和"获得村民信任"两个目标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自己的治理目标.力图分析概括这类村干部的行为特征和身份特点,并反思项目进村对村庄的影响.     

协同共治:乡村振兴中的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

乡村振兴是政府与市场等外部力量主动介入以弥补农村资源短缺、人才阙如等发展困境的战略安排,但农村社会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外界影响,而是要主动回应外界因素。为此,乡村振兴的实施是“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双向发力的过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三者的职能设置是否合理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落地,其中政府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市场是引导城乡资源合理流动的决定因素,农村社会是乡村振兴的原动力。在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政府、市场和农村社会的职能需要相机调适,发挥各自优势又互为补充,实现三者的协同共治。     

我国农民医疗保障的现状与对策选择

一、农民医疗保障的现状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实行,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农村集体经济迅速萎缩,导致维持合作医疗正常运转的基金筹集越来越困难。同时,由于政府宏观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差,全国大多数社队的合作医疗就快速地走向解体、停办,绝大部分村卫生室(合作医疗站)变成了乡村医生的私人诊所,致使合作医疗覆盖面由1980年68.8％骤降到1983年20％     

从工具到机制：农村协商民主的生长过程与局限——来自苏南某村庄的案例

【】农村协商民主对于扩展村民有序参与、促进村庄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学术界多数从静态的视角观察乡村协商民主,而忽视了其在农村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期间乡村治理各主体之间的互动。苏南某村庄的案例提供了动态分析的视角。分析表明：农村协商民主经历了一个从治理工具到治理机制的发展过程。协商民主在最初阶段作为治理工具被发明出来,用以化解乡村矛盾；而后在基层政府推介下扩展功能、完善机构,发挥信息沟通、有序参与和协商村务的功能,成为治理机制。同时,农村协商民主在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表现为在结构上实践与法律相脱节；在运行中威权引导盖过民主协商。学术界与实务界需要在肯定乡村协商民主的基础上,从发展的过程中优化改进,克服局限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媒体人才培养现状及对策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新媒体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对带动农民了解本地资讯、推动农业技术创新扩散,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时代发展极具影响。本文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媒体人才培养与引进的积极意义,并较全面地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新媒体人才建设和培养存在的问题,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媒体人才建设与培养提出几点对策。     

政府对农村电商扶贫的补贴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针对政府补贴与农村电商扶贫有效运营问题,在一个农户和一个农村电商服务平台(站)组成的供应链中,以农户的利润增长为可持续扶贫目标,探究政府补贴农户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对可持续扶贫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农户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均能增加农户利润,提高供应链绩效;发现政府补贴的有效范围和最佳补贴额;政府补贴策略与政府补贴总额及农产品销量密切相关。政府补贴总额较少时,补贴农户情形下销售努力水平、佣金和产量较高;政府补贴总额较多时,补贴农村电商服务平台情形下较高。农产品热销时,政府补贴农村电商服务平台情形下可持续扶贫效果更佳;农产品销量低时,补贴农户对可持续扶贫更有利。     

乡村创业与农村老人养老困境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乡村创业对农村老人养老困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上,乡村创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村老人的养老经济支持与精神慰藉,但存在性别和年龄等群体特征差异;（2）在经济支持方面,乡村创业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来提升老人的储蓄能力,增加其养老经济支持。但吸引青壮年返乡的中介路径会增加老人的生活成本,从而削减了养老经济支持;（3）在精神慰藉方面,乡村创业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改善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增加老人与子女及社会交往的机会,进而提升其精神慰藉水平。基于此,政府的政策着力点应鼓励各类人员返乡入乡创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给农村低龄老人提供就业创业机会,在充分发挥农村老年人口人力资本的同时,增加农村老人从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收益,从而促进其养老困境突破。     

吴景超乡村建设思想解读——以《独立评论》为分析文本

20世纪30年代,随着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村。作为独立评论社的主要成员和重要撰稿人,吴景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中国的农业发展类型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在剖析农村破产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的乡村建设方案。以《独立评论》为分析文本,解读吴景超的乡村建设思想,不仅对于考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观和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路向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和帮助。     

发行地方公债：基于解决农村公共品短缺问题的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乡村两级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减少,导致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设施、科技保障等攸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的公共品供给短缺加剧。在目前中央及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完全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的大幅度增加或要求地方政府通过减少城市公共品的供给来解决这个问题均不太现实。解决之道就是要在提高供给效率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拓宽供给渠道。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发行地方公债来筹措资金,用于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条件业已成熟。     

论政府微观监管职能独立化

监管型政府理论及法律不完备性理论确立了分析独立监管组织生成机理的分析框架,但都没能解释独立监管机构承担微观监管职能的必要性。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根本动因,政府微观监管职能逐渐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中独立出来,从而构成了独立监管的行政基础。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完善我国独立监管组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定额管理问题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华国锋同志强调指出:“所有社队都要认真执行定额管理”。遵照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切实做好农村社队的定额管理工作,是当前整顿和加强农村社队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论政府微观监管职能独立化

监管型政府理论及法律不完备性理论确立了分析独立监管组织生成机理的分析框架，但都没能解释独立监管机构承担微观监管职能的必要性。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根本动因，政府微观监管职能逐渐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中独立出来，从而构成了独立监管的行政基础。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完善我国独立监管组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内涵与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引导和鼓励资本有序参与乡村振兴,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随着农村商业体制改革,资本下乡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再到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基于资本、农户、政府的不同逻辑,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能为长期缺乏资本投入的“三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结构;能使农业生产、农村管理、农村营商环境面临整体性再造,带动原子化空心村向特色产业村转变;但也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遭遇土地流转、生产组织、资源环境、经营风险等问题的挑战。乡村振兴要发挥资本积累动力,排除资本的负面影响,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厘清政府 企业 农户关系,构建差别化的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准入和动态监管,构建严格的下乡门槛;通过投资方向、投资模式和投资渠道的科学指引,构建清晰的下乡边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构建可靠的下乡保障,从而激发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更好地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宁波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分析

发展乡村旅游能增加宁波农民收入,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实现农村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宁波乡村旅游具有资源、资金、基础设施、线路和管理的自身优势,有巨大市场需求、政府重视和新农村建设的外部机遇,但也存在竞争激烈、缺乏统一规划,多数知名度低的劣势和外部威胁。因此,应协调规划、创新产品、加强营销,建立政策、资金、人才、环保等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的农村教育思想

20世纪30年代，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纷把目光转向农村，促使2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断走向高涨，受此影响，农村教育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派学人，基于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对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农村教育思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农村教育思想。以《独立评论》为切入点，探讨自由知识分子有关农村教育的思想和主张，不仅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照30年代我国乡村教育的现状，也可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