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秩序的再造

阐释了资本下乡从事农地规模经营的实践过程.资本下乡前:乡村形成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具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两方面的特征;初始阶段:对乡村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形成冲击,开始重构农地流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中期阶段:下乡资本通过与地方政府、乡村精英等多元利益主体结盟,构建复杂的庇护关系网络,掌握制度变迁的方向,从而在农地经营收益和政策补贴收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形塑新地权秩序的主要变量;分化阶段:资本下乡沿着新地权秩序瓦解、地权秩序再调整和新地权秩序确立三个基本方向演化发展.研究探索和完善下乡资本与农民家庭分工合作的农地经营模式,以期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稳步持续提升,利于留守村庄农民获得一份务农收益,减少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阵痛,并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无限可能.     

乡村振兴下工商资本下乡的主要风险及防范

工商资本下乡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工商资本下乡的领域在逐步拓展，方式呈多元发展，效益在逐渐显现。然而，工商资本下乡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引发的土地流转无序混乱、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生态环境恶化、农户财产权益受损等多种风险也不容小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对工商资本下乡从多维度全方位进行规制，通过完善工商资本下乡的制度政策、健全工商资本下乡的投资环境、优化工商资本下乡中政府职能、强化工商资本下乡中生态保护措施与保障工商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五个方面进行风险防范，充分发挥工商资本对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带动作用。     

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依靠完善的支持保障机制,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以市场力量作支撑,更重要的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为此,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构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农民主体”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发展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和多主体协同发展,打造了以农业生产与休闲度假旅游为主的新型产业。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政府政策支持撬动了村庄沉睡资源,促进资源化资产;市场力量下乡经营村庄资源促进经营市场化,带动了更多资本下乡;政府支持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促进了收益均衡化,从而推动了农民生活富裕。进一步分析鲁家村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是村庄发展的根本遵循,发达的县域经济是资本下乡与人才回流的经济基础,而农民主体性的觉醒与发挥需要领导者的带动与引导。     

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及其发生根源探析——基于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

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     

资本下乡中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

资本下乡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运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研究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与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研究表明：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既有优化效应又有冲击效应;农户生计受资本规模、资本嵌入性、地域特征、政策环境、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多种因素影响。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有赖于通过增强资本的社会结构嵌入性、实现资本规模结构优化与良性互动、增强利益联结模式与地域条件匹配度、优化政策环境、明晰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方面来实现结构与制度转变。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三轮驱动”型乡村振兴实践考察与优化路径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事关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四个全面"大局,亟待寻找科学有效的实践路径。立足乡村振兴实践和实际需求,可构建出以政府引导、集体经济和主体自觉为基础的"三轮驱动"型乡村振兴分析框架,政府引导能够保证乡村振兴的正确方向,集体经济与主体自觉则能充当乡村振兴的双重动力。进而审视振兴实践可知,政府加强科学引导有助于精准聚焦乡村振兴前进方向,但乡村集体经济疲软和主体自觉缺位却已然成了阻碍振兴工作落地的显著难题。为此,既要强化政府引导,统筹与分类指导乡村振兴工作,并尽快壮大特色产业,以集体经济来促进乡村振兴,同时也要加强培训教育,不断提升行动者主体自觉,使其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乡村振兴实践。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组织动员机制刍议

构建现代化的组织动员机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面对城乡区域转型中的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城乡利益格局重大调整,西部地区农村现有的组织动员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基于组织动员机制在不同领域对乡村基层政府、农业产业化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和广大农户等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集体行动的积极作用,结合国内外乡村振兴组织动员的成功实践,分析比较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动员构成要素和基本类型,提出在现代化组织动员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构建完善中,西部地区应通过加快培育基层政府、社会和农村集体、精英贤达等各类动员力量,积极调动城乡社会资源和整合不同社会组织,共同助力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论土地流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基于安徽省阜阳市土地流转情况的分析

近年来,阜阳市农村土地流转日益活跃,其原因是长期松散的小农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农村劳动力日益短缺;种养能手、创业能人需要流入土地;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植。目前阜阳市土地流转主要有租赁经营、合作社带动、技术承包、示范园区四种模式。阜阳市的土地流转催生了大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实现了集中连片种植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节约了生产成本,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最后,提出了加快土地流转步伐的建议：成立土地流转中心,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健全农村保障体系;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振兴的学术脉络与时代逻辑:一个经济学视角

农业与乡村研究的学术史表明,乡村振兴是现代城乡关系由分工对立到融合共生的演进结果,是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内生驱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人为本发展思想的乡村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脱贫攻坚成果在新时代的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业的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乡村的推进,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成、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推进乡村产业培育与市场体系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与经济组织变革、集体所有制改革,有助于培育乡村振兴的经济动能,提升其战略实施成效。在决战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的交汇期,推动脱贫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既是农户现代化转型的内在需求,又为乡村振兴提供主体支撑。从乡村产业与脱贫农户融合共生的经济性质出发,提升农户经营能力,优化机制设计,推进不同脱贫农户经营乡村产业链的适宜环节,切实推动高质量脱贫与乡村产业振兴有序衔接。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市场经济与高校科技产业

把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放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体系的完善这一历史条件中加以考察,提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高校科技产业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及可采取的对策。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花卉语言及其运用

花卉语言是人类语言中一种美丽的语言,不同国家和民族所使用的花卉语言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和自己的民族特色。花卉语言作为人类情感交流的一种重要工具,部分地承担了交流媒介的作用,广泛使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为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汉英语言文化中的模糊、精确现象与英语教学

由于对宇宙感知的角度不同,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文化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异。汉语因受汉文化整体式思维的影响,允许模糊性表达。汉语的这种特征并不影响用汉语沟通。但是,如果中国学生用英语交流时无意识地使用整体式思维,这种思维模式便是误导。而一般说来,模糊与笼统在英语表达中是应该避免的。通过分析汉英语言文化中的模糊、精确现象,可以探究影响中国学生用英语准确表达的相关因素,寻求改进目前英语教学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