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毕氏家族论略——以世系、仕宦与婚姻为中心

宋代郑州管城毕氏家族是宋代诸多家族中的一支,自毕士安而下六代,以科举起家,以恩荫久宦,以婚姻维系,具有宋代世家大族"世宦"、"世婚"的特征和兴衰的一般模式,但也有其世显以材、不蓄家产、科举稀疏、高官不多的个性特征.     

王阳明家族流源新说

一代大儒王阳明,史家对其家族流源说法不一,疑义颇存.新近发现的<虞南达溪王氏宗谱>(淮泽堂梓,10集本)和嵊州<东林王氏宗谱>,为王阳明家族流源提供了新的说法:王阳明是王导后裔,其先祖从琅琊徙山阴,由山阴迁剡地平溪,平溪迁东林,东林迁上虞达溪,后迁余姚,且非太原王氏、三槐王氏支系.     

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

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苏州东山王氏家族顺应时势,涌现了王谢长达、王季烈、王季同等一批领先于时代潮流的开明士绅,他们或倡导女权,或译介西方科技著作,对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王氏家族作为江南著名的科举世家,长期浸淫于深厚的儒学文化之中,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其政治理想与社会伦理观念始终植根于传统之中.在面对中西文化冲撞融汇时,他们这种"中体西用"观在江南士绅家族中是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     

宋代越地的文化家族——以明州鄞县史氏和越州山阴陆氏为中心

宋代是继魏晋以来越地家族文化兴盛的第二个密集期.以史浩代表的鄞县史氏家族和陆游为代表的山阴陆氏家族的崛起和发展,最典型地体现了宋代文化家族不同于六朝的文化家族诸多的特点.他们崛起于寒门,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或在政坛上有所建树,或在文坛上声名卓著.与六朝文化家族相比,呈现出进士起家和秉持耕读传家的传统、注重家学和诗书传家的特点.鄞县史氏属于科举、仕宦型家族,重要的建树在政治上,学术文化是这个家族的起点和归属.而山阴陆氏则属于科举、学术型家族,主要重要的建树在学术文化上,仕宦仅仅是其安身立命的手段.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为越地的文化家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更直接更有利的机遇.这两个家族虽然起于北宋,但辉煌期都是在宋室迁南建都临安后,这与彼时越地已成为京畿之地,得天时地利人和不无关系.     

正阳书局一本书

丁酉正月初二我们一家去前门大栅栏,看到一爿书店,曰"正阳书局".酷爱书籍的我便推门进去,迎门便见一对陈旧的古木门联,并排立在墙边,上书那副名联: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这副对联说其是名联一点儿不假,其一,据说出自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所写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三槐堂铭》之中,此文记述了三槐王氏一门忠义、百世流芳的事迹.     

“三槐堂”散记

礼嘉镇周陈王氏是宋代名相王旦之后裔,由王真一从宜兴迁徙江阴,后又徙居武进礼嘉桥周陈里。到了明代崇祯年间,始建王氏宗祠（三槐堂）;在清代雍正年间,始营后进;于清代嘉庆三年改建宗祠,在原址加以扩大,历时八年,构造房屋四进,每进五问,巍峨壮观。     

明末清初曲家王鑨生平事迹考

王鑨是明末清初有重要影响的河南籍文人,生于公元1606年,卒于1670至1671年间。他40岁前居家郁郁不得志,顺治元年降清后平步青云,昆山、北京、山东均有其任职经历。孟津王氏家族堪称明清鼎革之际河南的名门望族,王鑨长兄王铎是明清重臣。以王铎、王鑨为首的"孟津诗派",与商丘侯方域、宋荦的"雪苑社",是明末清初河南文学的双峰。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明清新城王氏家族兴盛原因述论

新城王氏是一个从平民之家发展起来的官僚 世家。明代中期，这个家族以科举起家为望族，此后凭借良好的家族教育、强化宗族组织、 联姻其他望族等策略维持门第不坠长达200余年。其兴衰所显示出来的种种问题具有相当的 代表性。     

"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贤妇精神与保守政治——东汉蜀中豪强婚姻对蜀中政治的影响

东汉时期,豪强政治日渐形成,豪强婚姻也成为豪强政治的重要部分。蜀中豪强的婚姻表现出跨郡联姻和贤妇追求的鲜明特征,其中广汉县豪强王氏家族最为典型。王氏家族第四代王商,凭借王氏广泛的婚姻关系和其他素质,实际上成为汉末蜀中豪强的领袖。但是以王商为首的蜀中豪强却由于祖上长期功利化的"贤妇化"婚姻形式的影响,带给蜀中政治以鲜明的"贤妇精神"特质,这导致了蜀中政治的保守,为刘焉父子与刘备相继割据巴蜀提供了土壤。     

宋代晁氏家族文化及其时代特点

宋代家族普遍重视亲族友爱、重视科举、重视文学培养、重视图书积累、嗜学、博学等,打破了六朝世族对文化的垄断,形成了新的时代特点。晁氏家族在这些方面获得的综合成就,既在宋代文化家族中具有典型意义,又体现了晁氏家族自身的个性。     

论宋代文化中的"眉山现象"

宋代文化发达,而西南小州眉山又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称之为"眉山现象".这与唐五代及宋"靖康之难"后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据研究,眉山是当时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大量的北方"衣冠之族"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它与巴蜀本土文化相融合,由家族文化发展为文化家族,通过教育与科举,部分人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所谓"眉山现象",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硕果.     

北宋开封人才的井喷现象与历史贡献

"二十五史"列传中的开封人共346人,其中北宋167年间共165人,占总数的47.6%,是开封历史上人才的顶峰,呈现出井喷现象。涌现的各类人物齐全,以文官群体、武官群体、后妃群体、宦官群体为突出代表。更有名门望族在汴京形成并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以三槐堂王氏、昭德晁氏、桐木韩氏、吕氏家族最为典型。外迁移民中,广东珠玑巷群体、福建赵家堡、韩国白川赵氏等,多是在宋亡之后重新彰显于外地乃至外国。他们在历史中发挥着不同程度和性质的重要作用,体现着宋文化以及汴京元素强大的生命力、再生力,是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而不断的范例。     

王安石、王安礼诗文创作比较

文章对王安石、王安礼诗文创作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二人文风之异同,进而揭示临川王氏家族乃至宋代临川文学兴盛之况。     

清代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述论

“望族”因其社会影响的关系,一向在家族史中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提出“科举家族”才是清代真正的望族,主要利用《清代硃卷集成》中的科举家族世系与事迹资料,从家族教育、婚姻行为、师生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科举家族形成的人文环境。     

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宋代的科举迷信有祈梦、算命、看相、占卜和所谓因果报应等各种表现.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迷信尤为盛行,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宋代科场竞争空前激烈,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从而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迫切希望预知吉凶,并求得神灵的保佑;二是科举考试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亦即"幸与不幸"的存在,助长了命运说的流行;三是有人借助科举迷信宣扬因果报应,以劝世人积德行善,对科举迷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举迷信不足信,且它对考生所产生的消极面也大于积极面,因而必须加以破除.在今天,科举制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竞争,就会对考生产生精神压力,就容易出现各种考试迷信,从而阻碍考生正常水平的发挥.因此,考生只有破除各种考试迷信,以真才实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考,才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宋代阆州陈氏研究

宋代阆州陈氏是门阀仕族衰落后由科举选士而崛起的一个典型文人家族。陈氏的兴盛是宋朝重文右学政策导向和“三陈”苦修儒业的结果；陈氏的衰落是北宋中后期政治风云变幻和子孙坐享遗泽、不思进取所致。     

十年成一剑,鸿基自兹始——评傅璇琮主编的《宋登科记考》

在学术研究领域,任何一项专题研究的深入发展,都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持。有关宋代科举的研究,虽然不乏一些优秀成果,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既不如唐代科举研究那么兴盛,也不如宋代经济史、宋代政治制度史、宋代官制史等专门史那么深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代科举的基础性     

好家风是一所学校

正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是中国科技界赫赫有名、德才兼备的"三钱"。有研究者曾探寻过"三钱"的成才奥秘,除了大学教育、爱国热情、科学探索精神等因素外,"三钱"同出于江浙一带的名门望族钱氏家族。家族教育传统的源远流长,吴越一带江南地方文化的兴盛,都是孕育"大师"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江浙一带,钱氏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大家族,自吴越王钱镠(852年～932年)以来家族就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