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古人早有白话诗,唐宋词及元曲已不乏白话诗,明清歌谣已多白话诗、自由诗,学堂乐歌的歌词有的已是新诗,19世纪下半叶以来译诗已有白话诗,南社诗人已有白话诗、自由诗。胡适的历史功绩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白话诗歌的创作及翻译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     

白话为诗与新诗正统的确立

五四前后的白话诗是白话与新诗的时代结合,由白话诗过渡到新诗概念主要来自白话自身地位的确立。在放逐文言为诗的正统地位之后,白话为诗取而代之,并在"白话"与"诗"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新的钟摆现象。这一历史过程,既参杂着白话新诗与古典诗歌决绝后自身命名的特殊性,也含纳白话为诗作为常态与正统地位的时代特征。     

诗学卮言

同根同源同体异名——诗与歌词的关系“诗歌”一名,始见于新文化运动,是伴随白话诗、新诗、自由诗的产生、发展而形成确定的。今天的诗,在我国古代称作诗或歌;古代并没有“诗歌”的名称。名依意而定,这说明,我国古典的歌,唱的是诗;我国古典的诗,是能唱的歌。诗与歌词,名虽不同,可并     

从文体看中国新诗

诗体重建的课题已经摆在中国新诗面前,它关涉到新诗兴衰甚至存亡。从文体考察,新诗分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而以前者为主。新诗的诗体重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自由诗”的冠名是不确切的,因为“自由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自由。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实验。当下的新诗已经和初期白话诗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文体角度看,还处在草创阶段,新诗期待着在下个世纪能完全摆脱草创期的幼稚而走向辉煌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关于陈毅诗词的用韵

(一)陈毅同志是主张诗要有韵的。他说:“诗的平仄和用韵是自然的,废不了的。……我不同意反对平仄和用韵。”又说:“我主张新诗可以做,旧诗也可以做”。他还提出:“不按照近体诗五律七律,而写五古七古,四言五言六言,又参照民歌来写,完全用口语,但又加韵脚,写这样的自由诗、白话诗,跟民歌差不多,也有些不同,这条路是否走得通?”     

标新立异 敢为人先——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蜀籍作家团队述评

五四文学革命新诗运动中的蜀籍作家团队,是一支敢为天下先、冲锋陷阵的文化生力军。康白情是蜀籍作家中最早投入五四新诗运动、并进行创作的实践者。吴芳吉是五四新诗运动中的独行侠,其代表作《婉容词》充满爱国激情,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最强音之一。郭沫若是浪漫主义流派的创始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其诗集《女神》以它全新的精神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取得了强力的突破,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总之,从白话诗的开创到中国新诗的奠基,蜀籍作家功不可没。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关”,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古典诗歌中的地名特点初探

该文在古典诗歌中撷取大量诗题诗句，从地名相同、一地多名、地名泛指、地名省称、地名旧称、地名改变、政区治所变化而名称不变等七个方面，探讨古典诗歌地名特点，并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     

蒲风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演绎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骨干人物。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白话新诗,还积极探讨诗歌理论。蒲风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有着完美的演绎,既贯穿着"捉住现实"的精神,也不断地创造着诗歌的新形式。他以自己丰厚的诗歌创作实绩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坛增添了光彩,也为新诗走向大众化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中西艺术结合产生的宁馨儿——闻一多新诗理论简论

针对早期白话诗存在的问题闻一多提出了以"三美"为基础的新诗格律化的主张,来实现新诗形式的规范,这一主张的提出根源于闻一多所持有的"非功利性"的文学自觉,同时他较早地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相互统一的文学观念: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地上创作"中西艺术结合后产生的宁馨儿",对于今天的文学依然适用。就总体而言,闻一多的诗论为中国新诗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学进行了良好的理论探索。     

中国近代诗歌语言和形式演变试探

首先探讨近代诗歌的先在形式——文言古诗 ,考察了其演变的原因 ;其次探讨了“诗界革命”在演变中起到的作用及“五四”时白话新诗产生的过程。     

中国诗歌百年回顾与思考

20世纪 ,中国诗歌成功地完成了文体语言 (由文言向白话 )的转换。但是 ,在诗歌韵律与体式的构建方面 ,还存在认识的误区和实践的严重滞后 ,明显制约了诗歌的稳健发展。在内容方面 ,新诗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尝试。不管是韵律与体式的构建还是内容的探索 ,2 0世纪中国诗歌都有走极端的倾向 ,前者在极端自由与过分刻板的格律之间选择 ,后者则在极端主观与绝对现实、单一的崇高 (或英雄主义 )与完全的世俗乃至平庸之间徘徊。这是转型与探索时期的明显特征。诗作者应该以开放、宽阔的心态 ,致力于发掘现代白话的魅力 ,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韵律和必要体式 ,拓展诗歌的内容和境界 ,推动新诗不断完善和发展。只有这样 ,中国诗歌才会在新的世纪 ,创造出新的辉煌     

建构的先锋：重审俞平伯新诗理论

与“五四”同时代人的流于“破坏”相比,俞平伯在新诗初创期一开始便表现出较强的独立精神,其新诗理论更多体现出建构性的指向:对初创期新诗音韵的打量;先觉于“白话”与“诗”的断裂;寻求新诗精神和艺术两面的革新,倡导新诗的无为效用;尝试新诗的做法理论等等。这些探索无疑展示了俞平伯作为“先锋诗人”之外的另面侧影。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