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南平市的280份调查问卷

基于福建南平市280份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意愿的问卷,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的意愿强烈。家庭收入、家庭总人口、了解程度、预期加入是否能够显著增加收入、周围亲朋好友参与人数等因素对于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户对于农业合作组织的认知水平;努力提高现有农业合作组织的经营效益,让农户更好地享有其规模效益;采取多种措施激励现有合作社社员带动周围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创新合作社的入股方式,平衡各类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城市郊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长沙市8乡镇农户调查数据

城郊土地利用与城市长远发展和城市农产品供给息息相关,根据长沙市近郊8个乡镇26个村的236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土地流转特征、土地认知和社会因素等五个方肼进行回归分析探寻影响城郊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户主文化程度、流转土地农业生产所占比重、流转价格、受法律保护的程度、参加合作组织等5个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劳动人口、土地流转时间、对土地的态度、对土地产权的认识等5个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农业收入所占比重、政府介入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产权安全性、产权认知与土地流转高意愿低行为

基于全国25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产权安全性、产权认知对农户土地流转高意愿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土地流转意愿向行为转化需要一系列条件来支撑。当地权稳定性较高时,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可以顺利转化成行为,反之则不能;确权使得农户的土地产权更加明晰,进而可以促进转入户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行为,阻碍转出户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行为;与此同时,农户自评的村级流转管制也产生与确权相同的效果。据此,提出应当在维护地权稳定性的基础上,规范土地经营权交易市场,发挥村集体优势,为农户进一步参与土地流转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利率对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分析

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有贷款需求的1 091份农户有效问卷,分析利率对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研究显示：（1）利率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实际利率负向影响、替代利率正向影响。（2）收入分组农户的利率敏感性不同,无论是实际利率还是替代利率,高收入组农户的利率敏感性都强于低收入组。（3）农户参与意愿还受到教育程度、经营面积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程度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进一步表明,农户的借贷行为是具有理性的,利率对收入分组农户的影响程度不同,基于此,可通过变动贷款利率以及其他影响因素,有效提高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行性需求。     

社会网络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基于内在认知的中介效应

通过将农户对宅基地的内在认知细分为流转政策认知、经济价值认知和产权认知三个方面,进而构建“社会网络—内在认知—宅基地流转”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合肥市1121份农户调研问卷,实证分析农户社会网络对其宅基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提升农户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并促成其流转行为,且对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高于流转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对宅基地未确权农户的流转意愿和行为的正向作用更强;对于青年和中年农户,社会网络能够提高其流转意愿,但对流转行为并不产生影响,对于老年农户,社会网络能够促成其流转行为,但对流转意愿不产生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提升农户对于宅基地的流转政策认知和经济价值认知间接提高其流转意愿并促成流转行为,而产权认知的间接效应未发挥显著作用。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关于土地股份合作制若干问题的探索

关于土地股份合作制若干问题的探索□刘明正吴一平一、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经营自主权、收益分配权和财产处置权需进一步明晰的要求,但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在产权结构、土地流转等方面,...     

新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土地流转是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前提,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土地流转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为研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新疆为例,从农户自身角度出发,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当前新疆农户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户所占比例不到一半,并且参与流转的农户大多是转出土地,农户受教育程度、人均非农业收入、对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了解程度、是否参与政府技能培训以及社会保障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保护认知、产权预期及农户耕地保护意愿

提高农户耕地保护认知是否能够激发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已有研究尚未形成一致性结论。从产权稳定性预期的角度进行统一,结合广东省5市573份农户数据,研究发现:(1)总体上,具有耕地保护认知的农户具有耕地保护意愿的可能性会提高22%,而认为农地产权属于自己的农户具有耕地保护意愿反而降低8.2%;(2)构建交互项进一步回归发现,当农户的产权预期不稳定时,认为耕地保护很重要仅能提高农地保护意愿1.9%,且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只有对耕地产权具有长期具有,耕地保护认知才能激发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基于此,建议提高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不仅要对保护耕地重要性进行宣传,同时也要正确对待农地确权后的农地调整,强化农户的产权稳定预期。     

农村士地股份合作制的若干问题思考

作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一种创新形式,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于弥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不足,缓解现行土地流转遇到的矛盾和难题。但是在实践中土地股份合作制面临组织性质不明、产权边界模糊、股权封闭、入股土地作价不科学等现实困境,亟待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调整和完善,以走出制度运行的困境。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新形式：来自陕西的经验

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农村集体经济,在人民公社解体后,迄今没有任何载体代替人民公社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农村集体经济新的有效实现形式呼之欲出。这也是改变目前中央直接面向农户出台政策的局面,改变政府财政支农的宏观目标与农户经济行为的微观目标不兼容情况的需要。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可以有以下5种形式,包括：土地流转下的农民自主模式、县域下的政府组织+农户运行模式、循环产业园区模式、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杨凌高新示范园区模式,并对它们进行比较。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常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充分动员一切农村资源和非农资源,要求产业园区、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多种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出现。要特别强调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引导作用。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的缺陷不是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的根本障碍,要充分在世界范围内认识到土地私有制不是土地产权唯一的实现形式,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一样可以有活力。     

农民分化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的影响分析

以510份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职业分化程度和经济分化程度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且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每提高1个单位,农户愿意参与用水协会的概率就会分别下降42.0%和5.1%。另外,年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中16岁以下的小孩数、是否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家庭用于亲朋好友的礼物支出占家庭生活费用的比重、对参与用水协会必要性的认知、对参与用水协会满意度的认知,对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有显著影响。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意愿分析

为了研究陕西省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本文通过对190个农户进行一对一访谈调研获得的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劳动天数、土地规模、医疗保险四因素对农民入股意愿影响显著,认为解决的对策有:进一步提高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入,扩大农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基于黄河灌区6省调查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阐释了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户自组织供给农田灌溉末端系统的作用机理,并利用黄河灌区6省(自治区)883份农户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对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意愿和程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村庄空间领域内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三方面制度能力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纵向合作水平和横向合作水平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进一步证实,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在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越高,制度能力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的影响越强。基于该研究结论,建议重视村庄制度能力建设、强化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意识以提高农民自组织供给农田灌溉末端系统水平。     

农村土地整治的区域条件与微观农户意愿研究——以南京市万顷良田工程为例

农村土地整治能缓解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但对资金需求量巨大,同时会显著改变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土地权属关系,因此整治工程的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撑力、市场对建设用地的价格承受力和农户意愿。本文以南京市栖霞和江宁两区万顷良田工程为例,通过问卷调研与案例分析,研究农村土地整治的区域社会经济条件满足程度与农户的意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上,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土地整治具有良好的土地政策环境,但整治成本较高,达每公顷1千多万元,对政府财政与土地市场支付能力形成较大压力;微观层面上,样本农户的参与意愿达87%以上,房屋搬迁补偿标准、安置房价值、承包地处置情况与农户长期生活保障对农户参与意愿有决定作用。为此,政府应根据市场的用地需求与价格支付能力、政府财政实力合理控制土地整治规模和时序,探索以农户为单元的宅基地退出机制;探索物业补偿和留地安置方式,使农户能够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其长期生计;探索村集体和地方政府合作参与的土地整治机制,以减少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和农户阻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减少农户搬迁后的长期生活担忧,以增加农户参与土地整治的意愿。     

产权认知、家庭特征与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

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情况是影响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通过对陕西关中地区的58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研发现,43.62%的农民认为自己有土地占有权,95.2%的农民认为自己拥有土地使用权,94.5% 的农民认为自己有土地收益权,63.1%的农民认为自己拥有土地流转权。而49.48%的农民愿意用承包地换经济补偿,24.83%的农民愿意用承包地换城镇户口,14.14%和11.55%的农民愿意以承包地换城镇住房和城镇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另外,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农民对土地占有权的认知状况对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对土地收益权和流转权的认知状况对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对土地使用权的认知状况对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不显著。除此之外,农民的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供养率越大以及有子女在城镇上学或工作的,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越强;农民承包地的面积越小、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低以及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越近,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越强。     

社会资本、价值认知对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受偿意愿的影响——基于安徽的证据

为保护农村环境、保障公众健康,农药包装回收成为重要举措.基于安徽省305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和价值认知对农户农药包装回收受偿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的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农户的社会价值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有偿补贴条件下农户的参与意愿;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的受偿意愿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影响,如年龄、收入对农药包装回收有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则有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