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中的叙述者

新时期以来,有学者对戏剧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研究,其方法论借鉴于叙述学。叙述学是通过对小说的分析而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在分析戏剧的叙述形式时,直接套用叙述学的相关理论是不恰当的,其应用时需要经过一定的转换。在小说文体中,存在两类最重要的叙述者类型: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三人称叙述者。其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只存在于直接引语中,此时的全知叙述者沉默或者隐蔽,将叙述者的功能转让给了他(她)。同样的,在戏剧文体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可以对应于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第二文本的叙述者作为戏剧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叙述戏剧人物的外貌或心理状态等情况。在大部分戏剧文本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是沉默的,而戏剧中的人物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者承担了叙述者的功能。     

游走的视角——解读《五号屠场》的叙述者

《五号屠场》是一部富于思想又精于艺术的非凡之作,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叙述主体消解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影响着读者对小说的解读,也引导着读者对小说作者的理解。本文拟从叙述者角度解读该小说,从而更深刻地领悟作品的寓意。     

论小说叙述者的唯一性

在小说文本中,小说的作者、隐含作者以及人物不可能成为小说的叙述者,叙述者是处在小说文本的话语层面上,对文本中的故事进行叙述的叙述主体,并且在每篇具体的小说中只存在一个叙述者,具有唯一性这一特点。     

从表达形式的文体功能看人物引语的翻译——以《围城》的英译为例

人物引语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文体功能,其适恰的表达形式可以同人物的言语或思想在互动中形成艺术张力,以更好地烘托小说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翻译过程中,译者需以积极的文体意识应对人物引语的表达形式。通过分析《围城》人物引语的英译,认为在文体功能视角的观照下,针对常规人物引语形式的传译,形式对应具有必要性及可行性,而针对"两可型"引语,则需依据叙述声音做出形式变通。     

论《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素描艺术

马车夫巴基思是狄更斯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狄更斯通过对其言语特征的临摹和复制,用简洁、明快的手法,深刻揭示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这个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有力地渲染、烘托了小说的主人公,凸显这位小说大师的人物素描艺术。     

透过《洛丽塔》看虚构小说的“危险之处”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该书的亨伯特既是主人公、叙述者又是假象中的作者,同时也是罪犯。他在小说里试图将自己和洛丽塔定位成虚构小说中的人物角色,想按照文学作品人物的一般发展规律设计自己和洛丽塔的人生,但这种想法不切合实际,最终势必导致悲剧的发生,这也是《洛丽塔》中的"危险之处"。通过分析这部小说,让读者充分发挥自身的"审批能力",从而获得理解其它虚构小说的"危险之处"的能力。     

论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

本文认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楔入观察的影响下，形成以“人物——叙述者”为中心的多层次多变化的独特方式。这一方式又变化为四种形式：（１）“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２）“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是焦点人物，是小说的主角；（３）“人物——叙述者——我”叙述“我”所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件，“我”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４）“人物——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事件的参预者，叙述者，暗含的作者，还是焦点人物，小说中的主人公。     

选择与建构——玛拉沁夫小说的叙述艺术(上篇)

玛拉沁夫在小说创作中,按不同题旨的需要,有意识地拉开真实的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在作品中扮演了一种角色,创造出多种稳含作者。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可供再创造的艺术空间 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广阔的草原生活,而且也昭示着玛拉沁夫重视与读者的沟通等清醒的艺术创造意识;玛拉沁夫在小说创作中,对叙述者君临其上 叙述者切近人物、叙述者介入人物三种叙述位置的选择都颇具特角,有时,他还展开多功能交叉叙述,来弥补单一叙述位置对整个叙事活动完整性和立体性的消减,同时,对多种叙述视角的选择和运用,也显示出玛拉沁夫的艺术功力;在人称与视角关系的处理上,玛拉沁夫不拘泥于内视角和外视角两种形式,还运用了固定人称与变动视角、变动人物与固定视角、变动人称气变动视角等多种人称与视角的配合方式,来增强作品的表达能力和叙述功能。     

二战记忆与身份认同——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试论

通过对君特·格拉斯的小说代表作《猫与鼠》中主人公和叙述者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这部小说在表层的马尔克故事之下潜藏着叙述者“我”的故事,“我”和马尔克都是极权思想统治下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猫与鼠》中的“猫”成为邪恶的军国主义思想的象征。小说通过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描绘,表现了格拉斯作为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通过个人记忆书写来反思历史、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     

解读《别让我走》中的阐释判断

叙事判断为分析文本和获得多角度的阐释提供有效方法,阐释判断做为叙事判断的一种类型是针对行动的本质或叙事其他因子所做出的判断。围绕小说《别让我走》中"攫取克隆人身体器官"这一事件,针对黑尔舍姆学校监护人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目的,分析人物叙述者、隐含读者和隐含作者各自做出的阐释判断。对该小说进行阐释判断是理解小说主题的关键,也是欣赏小说叙事美学的重要手段。     

巴蜀文字探究和释读

巴蜀文字是战国时期开明王朝遗留下来的文字,音义久已失传.近年考古发现的器物上,有不下300个独体文字可供研究.考证发现,巴蜀文字常与古汉字共存,因而可用对照法加以解读,从而找到某些巴蜀文字研究的突破口.同时,对巴蜀文字的音义推测,可以分析研究巴蜀文字的构造特征.     

论汉字构形的整体联系性

汉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因形表意，字形是它的本体。它不仅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而且是汉民族思维的产物和思维方式的工具。以汉字文化学的理论为指导，在对汉字形体结构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汉字形体结构和辩证思维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汉字构形具有整体联系性。     

汉字构形与汉语学习的认知研究

汉字是延续至今的表意文字体系,通过对汉字字形分析和字义演变来辅助汉语学习,从语言中捕捉其规律,融入特定的语用环境,从字形入手,探索字义,可以更轻松地对汉字有深刻而又系统的认识。语言学习不仅仅是感性的,也需要科学性和理性,汉字的精髓蕴含在一笔一画中,系统掌握汉字构形知识,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传统、民族思维,提高自身的审美情趣,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     

混用的“来”字和“麦”字

来和麦在现代汉语中是一对用混的字,这两个字的意义进行调换之后才是它们的本义,只是因为后来对字形的简单分析使这两个字的意义发生了调换,造成了混用。     

《还乡》原型浅析

《还乡》是托马斯·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之一。本文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探讨这部小说的环境和男女主人公,并分析他们的神话原型意义。     

从"谴责小说"看文学研究的亟待突破

"谴责小说"概念在获得它特有的含义、被用于指称晚清社会讽刺小说之后,也渐渐获得一种整体性质,几乎成为晚清小说的代称.而实际上,这个概念难以承担对晚清小说的整体指称,时代赋予了鲁迅、胡适那一代新文化人创造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使命,也决定了"谴责小说"一类概念的历史暂定性.五四对传统形式文学的批评,目的是创造新形式,并不负责为将来的批评提供固定的结论.因此,超越前人和历史,是当今文学研究能否有实质进展的关键所在.     

由《世说新语》论“世说体”小说发展特征

《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典范,自问世以来广受文人喜爱,并由此繁衍出一系列“世说体”小说作品.这类小说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规律,具有许多共同特征,“世说体”小说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体例结构分门别类;小说人物基本真实,内容以轶闻琐事、妙言短语为主;小说叙事语言精练形象,言约旨丰.     

舟山渔歌人际意义研究

本文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马丁的评价系统为理论基础,对舟山渔歌的人际意义从语气、情态和评价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在语气方面,舟山渔歌涉及陈述、祈使、感叹和疑问等四种常见的语气;在情态方面,舟山渔歌常通过使用具有与情态动词相同意义的形容词、名词、副词等实现情态意义的表达;舟山渔歌在评价的态度方面,情感的使用频率最高;在评价的介入中,它通常使用自言;而在评价的分级方面,舟山渔歌中语势和聚焦也呈现出不同的分布。     

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但人物形象却呈现出鲜明的移民化倾向:主要人物形象中移民比例很大;多正面形象;有着深厚的怀旧情结与同乡情谊。其原因有:战争移民与经济移民的大量涌入;大量文人(包括小说家)因宦游、谋生而寓居杭州。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     

《三国演义》艺术品格的再认识

《三国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历史演义小说,尽管其题材有历史的依据,但作为一部小说,其本质品格则是虚构的,是作家想象与虚构的产物.这在构成小说基本要素的结构框架的安排、人物形象的描写、情节走向的设置以及兴衰存亡的溯源等方面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