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

本文考察了中国公众的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检验并比较了社会结构解释和相对剥夺解释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发现,大多数公众认可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且机会公平感高于结果公平感,但二者仅微弱相关。结果公平感由收入水平决定,机会公平感主要受教育水平影响。外资和私营单位雇员比国有和集体单位雇员更具机会公平感,城市中下层就业者对结果和机会分配均持批评态度。“个体相对剥夺”而不是“群体相对剥夺”对分配公平感有决定性影响,结果公平感只受横向剥夺影响,而机会公平感则主要受纵向剥夺影响。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借助“嵌入性”和“合法性”概念,本文将关于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基本共识理论与自我评价理论整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解释。本文认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的感受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之间达成一致的程度。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低于社会评价的地位时,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公平的;相反,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与社会评价地位一致或更高时,个体则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公平的。基于上述命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相对于主观阶层地位达到或高于其职业声望者,主观阶层地位低于其职业声望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较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比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     

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区域差异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对收入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健康自评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上的差异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双重考察

基于结构决定与相对剥夺的两种视角,本文研究发现了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复杂影响路径。教育程度作为优势性地位获得,对分配公平感存在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分配公平感越强。但这种正向影响也存在条件性：教育作为个人地位投资,激发相应的回报期待,随着基于教育投入的期待收入与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正向影响会降低,且教育程度越高,降低的幅度越大。这一条件性的发现有利于解释既有研究的矛盾结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涵：当教育投资作为“制度化手段”无法实现地位获得这一“文化目标”时,这种“断裂”可能会引发“分配不公”的心理失范。     

社会学视域中的教育公平价值诉求与思考

社会结构的变迁,实际上体现的是人们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如何给各阶层合理的流动机会,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教育公平是重要手段和途径.从社会学视角透视教育公平,能更好地体现人类对公平诉求与政府责任的内在统一性.推进中国教育公平,需要转变政府角色,转变学生评估体系,建立弱势群体补偿机制,这样才有可能给每位社会成员提供合适的教育机会.     

孕育希望：宏观代际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当今中国,子女在家庭中仍处于中心位置,父母对子女福祉的重视会影响其生育决策。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8年数据,考察了宏观社会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流动性与期望子女数显著正相关,主观态度是重要的中介影响机制。从子代地位预期与抚育成本预期的视角出发,相对流动性的影响呈负社会经济梯度,但流动性的提升不会抑制高社会阶层的生育意愿;性别差异在社会化视角中被强调,男性受流动性的影响更强,并且流动性与期望男孩数关联更加密切。本研究从宏观层面丰富了对低生育率现象的理解,对从微观层面分析流动效应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机会公平政策应当作为当下中国生育促进政策的一个重要构成。     

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并给他们带来改善生活的希望。人们所经历的向上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以及对向上流动的感知与预期都显著增强了他们的政治信任。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向上流动的经历与期望有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参照群体、相对位置与微观分配公平感:都市户籍移民与流动人口的比较分析

本文详细考察和比较了都市户籍移民和流动人口分配公平感形塑过程中参照群体选择及相对位置效应的内在逻辑，揭示了社会比较机制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在报告分配公平感时，户籍身份成为都市移民选择参照对象的制度性基础，拥有都市户口者方可成为户籍移民的参照对象，而流动人口的参照群体更为开放和多元，倾向于与所有都市常住居民进行比较。与此同时，即便考虑到社会网络结构、迁移时长、迁移世代等因素，结论仍具稳健性，来源地居民均不会被二者视为参照群体。另一方面，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位置距离对分配公平感的形塑作用之于户籍移民和流动人口并无显著差异，同时呈现非对称性特征：参照优势地位者体现了“平等主义”心态，参照劣势地位者则表现出“损失厌恶”的特征；相对位置距离的拉大给参照劣势者因损失带来的厌恶情绪大于参照优势者因获益而产生的满足感知。     

论社会公平的主观认定

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公已成为学术圈与媒体热议的话题。但收入分配结果是否公平只是基于人们伦理和价值观基础上的一种主观判断,基尼系数既不能回答社会公平的主观认定问题,也无法预言哪些群体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本文通过对北京居民公平感的实证研究说明20年来北京市居民的公平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承受力有所增强也有所区别。在贯彻党中央"提低,扩中,调高"的公平目标时,政府的主要工作既包括规范和整顿市场分配秩序,同时也应在调节贫富差距时防止产生新的分配不公。     

拼爹重要,还是拼搏重要？当下中国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感知

在现代社会,个人根据其能力、素质和专业技能等资质获得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绩效主义原则已经被广泛认为是符合经济公平正义的主要分配原则。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公众是如何看待绩效分配原则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基线调查数据（CFPS2010）,对公众关于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状况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第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成员越认同绩效分配原则;第二,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年轻人更加认同绩效分配原则;第三,地区收入不平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对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感。本文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中国公众之所以对收入不平等表现出较为宽容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公众相信教育和个人努力是取得社会成就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应注意,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感与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密切关系。     

生命历程视角的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

本文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研究住房市场化背景下宏观和微观因素对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的影响,提出了“世代机遇论”“购房时机说”“精英优势论”“家庭禀赋说”和“理性选择说”等命题,并依据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在二套房获得上,世代和单位因素影响减弱,职业地位和家庭因素影响增强,经济管理精英、专业精英,以及家庭经济能力强、家庭资助或在房改结束前获得首套房的居民具有优势,房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二套房的购买。本文认为,早期市场化改革为不同阶层提供了住房机遇,但再分配和市场导致的住房不平等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相互强化,未来住房改革的重点在于避免住房贫富分化加剧。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Value Dimensions of Achieving Distributive Justice through Social Institutions

人类社会需要借助社会制度的合理设计和安排实现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以实现分配正义为价值目标的社会制度建设应该遵循机会平等原则、利益与责任同等分配原则、分配标准与程序合理原则、纠正不公原则等四个分配正义原则。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建构的社会制度具有内在公正性，能够保证社会资源的分配达到公正。以社会制度建设保障分配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一个社会将个人追求分配正义的个体意向性整合为集体意向性，形成审视分配正义问题的社会视角，树立平等主义分配正义观，更有效地保护伸张分配正义的行为和惩罚破坏分配正义的行为，并维护和增进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配利益。     

Survey on Perceptions of Social Fairnes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social fairness or equity is an important area of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fairness is an important theme of work. In 2016,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id down specific arrangements and operations relating to equity in education, social security, market competition, etc. The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model entails testing policy outcomes in relation to the sense of fairness of the mass of the people. Our survey found that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are higher among middle- and high-income groups and are lower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a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social security, however,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and of improvements in the level of fairness are lower than they are for educa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Overall, specific policies relating to fairness in education have been quite effective in enhancing people's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Accordingly, if we are to make effective improvements in the fairn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we need a more rational distribution system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public opinion and expands the scope of fairness in social security.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本文立足于社会规范视角,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为基础,考察与分析区域层次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会损害个人对幸福的积极体验。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更容易产生这种负向感知。相对剥夺和关系信任构成的社会心理过程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的重要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未获调查数据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国民幸福感的高低并非取决于收入不平等本身,而是分配体系构建的合理性。所以,建立具有公平正义价值导向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发展方向。     

Explaining the perceived justice of disaster relief polic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sued generous relief policies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However, according to my survey, 20.32 per cent (n = 1,949) of the earthquake victim‐survivors felt that they were treated unfairly in receiving government assistance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the present study, a perceived justice framework was established to explain the victim‐survivors’ perception of justice of the disaster relief policy in China and several hypotheses were developed. The hypotheses were tested empirically using household survey data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The empirical study found that perceived justice, which is composed of three dimensions (distributive justice, interpersonal justice and informational justice), could directly assess the effect of the disaster relief policy.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study also demonstrate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 of the disaster relief policy was ‘need distribution’, which wa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f perceived justice.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victim‐survivors’ feeling of fairness, policy information delivery and their expectations management when implementing a disaster relief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