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尊之义：从丧服制度看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情感原则

本文通过追溯当下政府行为特点背后的思想渊源，展开对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内在精神的理论探索。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构建在起源处就与基于家户财产的家父长制支配不同， 强调基于人性中的尊尊之义来构建从父到君的政治伦理。 以君臣上下为主的传统政治秩序的内在精神主要是尊尊之义与道义原则，这两个维度以人的仁义之性为基础，调整着政治秩序中君臣关系的具体样态，并以礼制的形式塑造出一套关系伦理，型塑着中国人的心智结构。这一关系伦理虽然在历史与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但仍然对政治秩序有着根本性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试析

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两个层面，即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和伦理上的道德教训。文章集中对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进行了剖析，从文化学的角度审视了这种功能赖以存在的民族文化背景、历代君臣对文学教化功能的认识以及传统史学实现其道德里训和收化功能的途径。作者指出，尽管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被神化，但它并未形成一种在道德上制约极权者的威摄力或约束力，而在向人民灌输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上，在强化君主专制制度上，在模铸中国人的奴性人格上却起到了行之有效的作用。     

中华民族若干传统伦理精神论略(之一)

在东亚大陆这块优越而又封闭的辽阔土地上，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了君主专制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含有一定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而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塑造了注重人伦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德性文化”。因此，在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壤中，相应地培植起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一系列基本精神。家族主义精神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国家”的基础。在宗法社会的家庭制度、乡村制度下，生发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中一种特有的根本精神——家族主义精神。（一）家的价…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论韩愈诗伦理建构的双重性

韩愈道德伦理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尊王行道和人伦情感,这决定了他的诗歌内涵的丰富性,他的诗作以客观的态度真实地表现了政治历史与道德实践之间、道德与人情之间、人性善与恶之间等错综复杂的悖论性矛盾冲突,形成了伦理建构双重性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度及其运作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三维空间。它的三个维度分别是政治整合、家庭本位与内在超越。三个坐标构成三个平面 :即政治整合与家庭本位的组合构成社会的自然化 ,家庭本位与内在超越的组合形成伦理本体化 ,政治整合与内在超越的组合形成精英集团“内圣外王”的人生目标。这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没有时间性的文化 ,它物化为精神父亲型的专制统治和封闭性的人格结构     

爱:家庭伦理的核心原则

爱是一种情感,是个体内在的心理体验,它所体现的是人们内心持有的与所爱对象结合为一体的意愿,包含尊重、给予、沟通、共荣四个基本要素.人们在爱的情感和行为中,尊重他人,乐于奉献,通过沟通和交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实现互惠共荣.家庭是以爱为本质的直接的伦理实体.爱的伦理价值就在于它是家庭成员同一性的纽带.爱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原则,它不仅统撮、包含了诸如平等、尊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等诸原则,而且拓展出理解、关心、爱护等具体规范.在家庭生活中,基于调节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以及己我这三种基本家庭伦理关系,爱表现为两性之爱、亲子之爱和自爱三种形式,它们贯穿于家庭生活的始终,使家庭具有安抚和心理慰藉等情感功能,从而保证了家庭生活的和谐与幸福.     

王村调查──农村老人家庭权威的丧失及其养老问题

传统家庭中老人权威的获取与维护有赖于以下三大因素：①传统的因素：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家庭伦理；②制度的因素：封建国家的有关律法和族规家法；③资源的因素：老人的家庭财产所有权，以及自然经济条件下他们在生产技能、经验和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优势。由于我国传统社会具有“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体现在伦理文化上，则是道德——法律——政治的一体化。家庭伦理承载着国家的政治秩序。所以，1949年以前，老人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因受到国家政权的有力保护而一直十分强固。随着公有制的建立，尤其是80年代以来我国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     

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一种精神的限制

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发展阶段。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是儒学精神。儒学精神可以表述为：以爱为原则、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社会学式命题。儒学精神的内在规定性是伦理理性。儒学社会是伦理控制型社会。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一定意义上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兴衰。本文试图考察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和这个社会的控制类型即伦理控制之间的相关性,即考察儒学的伦理理性及其限制     

从意图伦理到责任伦理:中国政治伦理精神的嬗变

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政治伦理的两种类型.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生活践行的是意图伦理.本文分析了我国政治生活的意图伦理及其消极影响,简约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责任政治的成功实践和责任伦理的基本精神,并分析了促发中国政治伦理精神嬗变的诱致性因素.怂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孝经》伦理道德蕴涵的现代阐释

<孝经>是儒家阐发孝道的一部专著,也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之一."孝"作为必然的人伦关系,是从上下辈血亲关系中引出的一切人都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孝经>之"孝"已经不是纯粹的"养亲敬亲"情感了,而是从"亲亲"的家庭伦理出发,将人与人的关爱之情、责任之心,推而至于整个社会和国家,将其属于父子之亲、母子之情的伦常关系,与上下等级、友朋交谊、君臣之道、夫妇关系等结合起来,从而端正人心,纯化情感,改善关系,迭到和谐.<孝经>蕴涵了其深厚的伦理道德底蕴,它包括:"孝之始"的人伦道德,"孝,德之本","孝"与"忠"的不可分割,"孝"与"义"的紧密结合,"广敬博爱"的道德准则.     

黑格尔法伦理思想的“三种面相”

黑格尔的法伦理思想呈现出三种面相：以共同的国家权力出现的国家伦理，以规定的法权状态出现的家庭伦理，以教化的道德世界出现的个体伦理。在当代，黑格尔法伦理思想的三种面相与伦理精神一体，构成以实践思维方式关注现实、改变世界的特殊品性。     

《吕氏春秋》"德"论研究

《吕氏春秋》关于“德”的思想上承先秦,下启秦汉,其内涵涉及哲学、伦理、政治等诸多层面:作为现实事物之运行规律及特性和体现自然之道的理想人生境界的哲学层面上的德;作为仁、义、公、信、忠、孝等道德品性之总称的伦理层面上的德;作为治国方略,“为天下国家莫如以德”的政治层面上的德。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和借鉴其以德治国的思想都有重要意义。     

传重之制与尊尊之义：从宗统与君统看传统中国政治权力的伦理化

中国传统支配类型之所以呈现出人伦化而非即事化的特点,是由传统支配的内在结构和伦理逻辑造成的。权力来源于“尊”,支配的达成本质上是一种“尊尊”。由“尊尊”之义而有宗法制度内的族权和宗法制度外的政权。权力的继替过程即是尊尊之统的确立过程,具体又分为君统与宗统两个部分。“传重”是权力继替的关键环节,目的就是确立尊尊之统的秩序。宗统继替坚持伦序不紊原则,君统继替体现伦理比附原则。宗统与君统的继替过程,充分体现了权力的伦理化特点。总体而言,由传重之制可见尊尊之义,政治根植于父子伦理,传统中国呈现出政治伦理化特点,是一个“家—政治共同体”。     

公民与国家关系的法哲学范式——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为中心的分析

黑格尔所论述的国家是作为理念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的国家,即国家是伦理普遍性和单一性的统一,是作为伦理共同体与公民这一伦理主体之间的统一,是具有伦理实体和伦理精神的伦理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是由国家公民组成的,公民是伦理主体,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伦理主体与伦理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黑格尔的公民与国家关系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国家理念的确立和国家制度的建设,对于公民意识教育和公民社会建设,对于提升公民对国家信任感和依赖感,促使公民自觉承担国家责任、履行法律义务等,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价值.     

关于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

本文分析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差异性，从农耕经济、宗法政治。伦理型文化三大特点来研究中国政治基本问题；进而抓住民本主义和农民战争两极表现，将中国政治的基本矛盾归结为官民矛盾；然后从政治结构、政治运行、政治价值体系上深入分析，提出了官民关系是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的新观点。文章分析了政治基本问题与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及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阐述了新民本主义与旧民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模式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文学的衡评模式，可以分为政治伦理性衡评和准学术性衡评两大类。但准学术性衡评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并未构成历史学家史学操作的主流。作者从政治伦理性衡评的形式、方法论等层面集中论述了传统史学的功能、作用及影射失学等问题。作者指出，传统史家从政治伦理性的单一维度来认识和解释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不是从社会的发展、运行和演化中进行历史主义的考察，而是满足于对历史事件、人物的伦理价值判断，满足于对历史现象的褒贬惩劝，这类衡评应归入伦理道德的价值体系中，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一衡评模式体现了儒教伦理纲常和当朝现实政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