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祖辈同住:当前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学生样本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影响当前中国家庭三代共同居住的决定因素、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及其中间机制。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母亲在职或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可能与祖辈同住。其次，代际居住安排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三代共同居住（与祖辈同住）家庭的学生的学业表现要优于两代核心家庭的学生。第三，与祖辈同住的效应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的调节，来自较低阶层或非双亲家庭的学生从与祖辈同住中获益更多。最后，与祖辈同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强亲子间的家庭社会资本这一机制作用于学生的学业表现。本文表明，在现代社会，家庭亲属网络仍然对个体的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学业表现

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以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构建的“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为视角,探讨不同婚配模式下“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与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相比,向上婚以及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更好。其二,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教育差距效应,随着父母间教育跨层级的增加,向上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优势递增,向下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劣势进一步扩大。其三,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学业的影响因子女性别而异,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减弱了男孩的学习劣势,向下婚扩大了男孩的学习劣势。最后,家庭中的共同养育联盟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向上婚家庭的父亲与母亲在教养分工中建立了更互补的关系,共同养育联盟水平较高,更有效地激活了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强强联合”的婚姻教育匹配虽然成为不平等再生产的“温床”,但是,通过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这一中介路径提高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则可能减缓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影响机制及变迁趋势：基于十年历时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

通过分析十年历时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和时代变迁规律。研究表明,学业表现、家庭背景和宏观环境对大学生升学意愿均有显著影响,个体学业表现的作用最为微弱,家庭背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国外留学选择上,在毕业规划方面宏观环境起着重要作用。通过交互分析发现,家庭背景对选择深造,尤其是留学的作用会随着学业表现提高而增强;十年中,家庭背景主导作用和学业表现微弱作用均保持相对稳定。宏观层次的研究生教育自费政策对当年大学生深造意向有显著负向影响,而高校毕业生增长趋势对个体深造意向有显著正向作用。本文证实了“大学教育后”教育机会分配仍然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再生产逻辑,中国过去十年高等教育领域的转型背景对个体的毕业规划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有助于完整理解十年来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变化轨迹和规律,以及接受高等教育后的教育分层。     

乡城流动与儿童认知发展:基于2012年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以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以阶层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基于认知发展理论探讨农民工流动对子女认知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儿童拥有比留守儿童更高的认知水平，流动儿童相对较好的家庭背景为其认知发展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乡城迁移中流动儿童的认知发展主要通过"转校"等机制得到促进；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其认知劣势与父母外出工作并无显著的统计关系，而主要归因于家庭贫乏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子女数较多的家庭结构、较低的学前教育接受率或就读学校质量的低下。但是，流动儿童的认知水平整体上仍低于城市儿童，其认知发展仍然受到自身社会阶层条件和境遇的深刻限制，"流动"所带来的各类"认知收益"是有限的。     

大学如何改变寒门学子命运:家庭贫困、非认知能力和初职收入

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发现，在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相关性降低，甚至是消失了。这一发现被看做大学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有力证据，但其作用机制往往被简单地归因于学生的高度选择性或者劳动力市场中大学文凭的符号效应，大学教育过程本身对学生人力资本提高的作用却被忽略了。本文利用一个对大学生群体为期五年的追踪调查数据，试图证明大学教育自身对家庭背景影响的削弱作用，来自于为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学生提供一个公平开放的学习锻炼环境，帮助他们，特别是那些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提高自身的非认知能力，以应对毕业后的工作。     

方言能力、语言环境与城市移民创业行为

本文旨在探讨方言能力对城市移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和对语言环境的调节效应。基于“身份认同理论”，以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通过区分移民方言能力的沟通属性与文化属性，建立基于线性概率模型的创业决策模型和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创业收入模型。研究发现，方言能力的文化属性使移民创业的概率增加1.8%。在采用“双胞胎样本”方法排除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依旧稳健存在。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方言能力只对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拥有不同物质资本的个体没有敏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在语言种类较少和普通话普及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加明显，但对创业收入没有上述影响。本文有助于揭示语言在移民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上海流动儿童的精神健康：一项探索性研究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到现在，流动儿童即第二代移民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但是，流动儿童精神状况问题没有引起研究人员的特别重视并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而这恰恰是一个关乎城市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上海市某小学的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包括国际流行的儿童抑郁量表和焦虑量表。研究发现上海市流动儿童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和焦虑。论文最后部分提出对于如何干预流动儿童心理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家庭背景、班级情境与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

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文考察了家庭背景和班级情境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跨群体交往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的跨群体交往具有积极作用,但本地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跨群体朋友数量反而越少。总体而言,班级异质性与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但随着班级异质性的上升,流动儿童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呈下降趋势,本地儿童则正好相反。所属群体跨群体社会交往越多,学生拥有的跨群体朋友数量越多,并且这种积极作用对本地儿童的影响更大。而外部群体的封闭性越强,学生跨群体朋友数量就越少,并且这种消极作用对流动儿童更强。最后还发现,上述班级情境影响效应的群体性差异主要存在于本地儿童数量占优势的班级。     

家庭背景、学业表现与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

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逐年攀升和经济发展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以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本文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10年和2012年毕业于北京高校的本科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而且读研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业表现都要显著地优于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学生。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家庭背景变量基本上是通过影响本科就读高校的类型和学业表现来发挥作用的,而比较海外留学与国内读研这两种选择,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和学业表现对此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主要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起作用。上述研究发现对于当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招生和培养工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     

交友之道：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

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形成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理解教育不平等和代际流动都有重要意义,但既有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本文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检验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同伴接纳度的影响,并尝试探究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人层面的积极特性(如较高的学业成绩、自我效能感、有体育爱好)分别对青少年的同伴接纳度产生独立的正向影响。其中,非认知能力和文体爱好并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青少年同伴接纳度的中介机制,只有认知能力起到微弱的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部分效应通过认知能力作用于同伴接纳度。     

关系“内卷化”与价值观的建构——以“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

本文尝试用“内卷化”的概念分析流动儿童价值观的建构问题，文章通过四个案别的比较得出，流动儿童关系“内卷化”对其价值观的建构起到了阻碍作用，建议提供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沟通交流的平台，让其在互动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匕京流动儿童对北京的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6个北京流动儿童个案研究

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对北京华奥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16例个案访谈,揭示了部分北京流动儿童对北京的评价和看法,以及相应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对于北京的评价整体上是积极的,影响此评价的微观因素包括同伴、家庭、学校等方面,而这些根源于宏观环境。为改善流动儿童的生活和受教育状况,从学校社会工作角度提出了建议。     

流动儿童融入城市教育的社会支持研究

文章对当前流动儿童融入城市教育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理性分析,指出完善流动儿童融入城市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后,围绕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和个体五方面的主体支持,借助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法,提出了构建完善的流动儿童融入城市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     

中国家庭教养实践与阶层分化研究

教养实践是家庭资本在代际间传递的主要手段。家庭中的教养实践是儿童不断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家庭的阶层背景紧密相关。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同时考虑祖代和父代的社会阶层,将家庭的阶层背景分为持续上层、新上层、新下层和持续下层。分析显示,不同阶层的家庭拥有不同的教养实践模式,教养实践模式在多代间可以传递,家庭的阶层背景与教养实践又影响着子女的学业成就。相比于祖代,向上流动的父代家庭在教养实践与子女学业成就上更接近持续上层,向下流动的家庭则颇为特殊:教养实践上更接近持续上层,而子女学业表现上则更接近持续下层。由此来看,中国阶层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有着更为复杂的面向。     

农村小学留守儿童道德问题及矫正对策

学校是儿童接受正规教育的主要场所。留守儿童作为一代特殊的教育对象使得学校教育呈现不同的风采，应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和方法。学校除了知识的传授和学业管理外，也要给予他们心灵关怀，要对留守儿童付出真正无私的爱。     

中国学业拖延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运用内容分析法,对1999-2016年间发表的"学业拖延"研究文献,分别从文献数量、研究内容、对象、方法等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学业拖延研究发展迅速,开始受到多领域的关注;学业拖延的影响因素和相关类的成果较丰富;研究对象以大学生为主;采用较多的研究方法为问卷法,并以横向研究为主。今后的研究应继续深入挖掘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发生机制,探究其原因;重视编制和完善本土化的学业拖延测量问卷;探索大中小学生的学业拖延是否具有累积性;加强采用纵向研究方法。     

上海流动儿童的精神健康:一项探索性研究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到现在,流动儿童即第二代移民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但是,流动儿童精神状况问题没有引起研究人员的特别重视并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而这恰恰是一个关乎城市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上海市某小学的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包括国际流行的儿童抑郁量表和焦虑量表.研究发现上海市流动儿童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     

教育期望中的班级效应分析

班级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重要的组织设置。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应用分层线性模型，本研究关注班级设置，包括班级组织结构和班级氛围，对初中生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多个组织结构变量中，班主任的受教育程度和教龄对学生教育期望影响显著，但任课老师的资历影响不显著；在多个班级氛围变量中，学生的教育期望既受到班级客观学业水平的影响，亦受到师生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此外，在控制了班级氛围变量后，师资配置对学生教育期望的影响不再显著。总之，在以往研究重点关注个体、家庭和学校影响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对教育期望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学校内部的班级环境，并发现师生之间建立的紧密互动关系及良好的班级氛围对学生的教育期望发挥着最重要的影响。     

北京市三类儿童青少年对行贿的认知发展

本研究从北京市抽取三类儿童青少年(北京市户籍儿童青少年、普通学校流动儿童青少年、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青少年)共1046人,采用假设情境问卷,探讨其对行贿的认知发展特点以及影响因素,并比较三类儿童青少年在这些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儿童青少年对行贿基本上能作明确判断,不认同行贿行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行贿的认同程度呈现下降趋势。三类儿童青少年在行贿判断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行贿认同上差异显著。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青少年比其他两类儿童青少年更明显地认同行贿行为,这和他们较低的一般公平世界信念、较高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和较强的被控制的命运观有关。     

竞争与博弈：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与心理健康代价

在中国激烈的学业竞争和博弈背景下,课外补习的学业回报是否以心理健康作为代价？该议题牵涉对课外补习双重效应的考察和辨析。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年和2015年的数据发现,尽管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能够促进学业成就,却以心理健康受影响作为代价。随着班级课外补习参与水平的提升,学生投入课外补习的时间对学业成绩的正向影响被逐渐削弱,而对心理健康的负向作用不断增强。心理健康代价增大的诱因主要是“社会比较效应”的减弱,以及“角色压力效应”和“睡眠剥夺效应”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