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生“根”：中国近代工业创成中的传统治理策略——以清光绪年间湖北矿务为例

本文以清光绪年间湖北矿务为个案，分析了一起地方抗阻事件及其处理策略。地方抗阻反映了晚清社会秩序与近代矿业发展之间的张力，而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样来自晚清的地方治理结构。具体而言，疏解抗阻的过程即是遵循“抚地方之民”的治理逻辑，通过“寻找支持者”与“利益均沾”来弥合张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促进了矿局的实际创生，使它以主办官员的关系网络为基础孕生出了地方性，从而得以内嵌于湖北的治理结构中。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所展现出的地方性可能以更复杂的形态在中国后续的工业组织与制度中得以呈现，“地方”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工业组织与传统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尚未被当前学界充分讨论的后者影响前者的机制与方式。     

异地共建产业园区的空间生产及其作用机理——以山东省为例

异地共建产业园区作为跨区域合作的新型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协同治理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多尺度间政府重塑区域经济竞争力和创新经济发展形式的重要地理空间单元。基于此,本文以山东省异地共建产业园区为案例探究空间生产实践、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山东省异地共建产业园区的空间生产实践包含三大空间生产阶段、五种产业园区类型和三种空间生产模式;产业园区的空间格局表现为省域尺度上的以青岛为核心的单向联系特征,国家尺度上的由东向西散射分布特征和全球尺度上的以山东省为核心向国外放射状分布特征;产业园区空间生产的作用机理由资本驱动、政策驱动、创新驱动和资源驱动共同组成。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系列促进山东省异地共建产业园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体制转轨、市场治理与产业规制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产业规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政策的设计、调整和执行等过程充满着难以把握的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会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作为市场治理最重要组成的契约,在受经济体制制约的同时也影响着政府的产业规制及其效应.本文在考察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市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制度不既定条件下的市场治理及其创新,并联系实际对我国现阶段市场治理之于产业规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产业规制的宏微观效应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取决于市场治理及其制度安排的这一事实,体现了依据制度安捧来研究产业规制效应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两起征地案例的启示

基于对广西两个征地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农民维权抗争的实践逻辑,不能用现有的“日常反抗”、“法权抗争”和“规则模式”框架来解释。当地农民维权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可称之为“理法抗争”,其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具体表现为：对被征土地的“待价而沽”、积极运用“拖”的抗争策略、在集体行动中并用“理”与“法”的行动策略,不使事态失控,不与地方政府交恶。农民的“理法”抗争,既根植于乡土社会,也因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转变而导致的国家对稳定的刚性需求、地方追求经济绩效和维稳工作实践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促使农民在与地方政府争取拥有平等对话主体资质的抗争过程中形成某种“默契”。     

地方政府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实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中国31个省级单位为研究样本，利用静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研发(R&D)投入及其流向(工业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在该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均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2)技术创新在该作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完全中介角色，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可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促进作用；(3)流向不同和技术创新不同，地方政府R&D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程度也不同，以地方政府R&D投入的工业企业流向对旅游产业结构积极影响最大；(4)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对旅游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程度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中国地方政府合理利用R&D投入，抓住技术创新契机，以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增长。     

贿选、恩庇与基层治理——以Y村为例

当前村落选举中,贿选形式多样。为何贿选被政府明文禁止却依然不衰,其基于何种逻辑产生,又造成何种治理结果。文章考察了Y村的选举过程及其治理之后,提出村落贿选源于恩庇侍从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模式不仅支配了各群体的选举行为,而且还影响了之后的村落治理。文章由此反思当代中国基层自治的设计理念,指出外来输入村落的选举合意及权利平等理念与村落权力结构运行的恩庇侍从理念相悖,当前基层治理乱象即根源于此。     

论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与制度均衡

三农问题是事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问题，土地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个体农户的基本生活保障．从根本上制约着农业的相关进程。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归根结底是利益博弈问题，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者之问的利盘再分配，是一种制度非均衡一利益博弈一制度均衡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本文尝试借助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将影响我国土地政策的相关博弈因素细化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部分，并对三方的效用函数进行剖析，从而对现阶段的土地流转制度作一系统梳理和分析。     

"两山"理念的公共价值治理内涵与地方治理现代化

"两山"理念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从公共价值治理视角来看,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念,其实质就是公共价值治理.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明确发展的"绿水青山"价值取向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公共价值创造,实现发展理念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转变;二是协调不同发展理念及多元治理主体价值冲突,构建国家发展治理的伦理价值排序;三是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价值互动,激发政府等主体公共价值生产及创造能力等."两山"理念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构成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顶层指向,为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视野、路径及价值坐标.推动"两山"理念公共价值治理在地方的实践,需要确立"两山"理念作为地方治理的价值共识和公共价值创造目标;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治理格局,为"绿水青山"公共价值目标寻求广泛支持;建立能够推动"两山"理念公共价值创造的相关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等.     

发展型基层政权: 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与角色属性 ——基于浙东Z镇乡村旅游产业案例的分析

受制于压力型发展指标的常规化,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发生了变化。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案例显示,乡镇政府一方面将公益性项目资源转化为重要的可支配财力,动员和整合乡村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另一方面通过金融信贷打造旅游产业平台,为下乡产业资本提供更多政策福利。这表明,发展型基层政权的角色属性立足于特定制度环境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获取发展性而非增长性政绩为宗旨。伴随着基层治理需求的格式化,乡镇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平衡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政绩生产与公益扩增、政府自利性扩充与权力合法性夯实等多组关系之间的张力,无形中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地方政府行为与农地集中流转——兼论资本下乡的后果

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全国掀起了农地大规模流转的浪潮.调查发现,一部分农地集中流转并非市场推动的生产要素自发流转,而是地方政府运用行政力量等各种资源对资本和农民进行双重动员的结果.农地集中流转行为的发生嵌入在地方政治生态中,它既是地方政府落实中央“适度规模经营”政策的目标责任的后果,又是其主动追求政绩、争夺项目资源的产物.地方政府运用政治、经济手段对农地流转的干预,不仅没有培育出完全竞争的土地流转市场,反而使自身陷入了合法性的困境.     

地方服务型政府生态职能构建:转型诉求与体制逻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还有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视可持续发展。由此,政府生态治理职能的强化就成为当前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的重要内容。然而,这种地方政府转型诉求却面临着地方政府体制和运行逻辑的阻碍。地方服务型政府生态职能的构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现和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型。     

嵌入性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二元性（张力）逻辑：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社会自治单元”的性质,二者共同体现了对“社区”的方法论关怀,而忽视了“社区”的本质意涵（本原性意义）,因而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深层机理加以分析。本文从“嵌入性”思想和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构建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新型分析框架,即“嵌入性治理”视角的提出,意味着“社区嵌入社会”是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居委会（准行政代理）、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社区大众等多元主体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治理”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种本土化分析理路。     

嵌入过程中的主体与结构：对政企关系变迁的社会分析

文章认为中国政企关系的变迁主要受到政府追求主导目标实现的内在动力驱动以及主体嵌入之中的结构环境约束。正是在这两种合力的作用下，政企关系的演变机制可以从政府为实现主导目标和适应结构环境而做出的各项制度安排来加以理解。由于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所产生的非意图性后果，加之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影响，政企关系的发展变迁在微观层面取决于政府与企业具体、持续的互动。从而，只有在梳理中国政企关系变迁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关系变迁的结构特征及其内在机制，才能理解这种复杂多变的关系变动逻辑，进而总结和提炼出某些具有经验性的成份。     

国家基层策略行为与社区过程: 基于南苑业主自治的社区故事

在转型的社区情境中,国家基层政府的行为是策略性的,社区居民亦陷入了权变的回应过程。文章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行为的不同阶段,从中观的社区形态考察基层政府的不同策略和社区过程。政府干预、释出和旁观调控三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反映了政府对于社区的态度,社区层次和事件性质是基层政府策略行为的关键自变量。文章运用拓展性个案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家在社区的基层策略,以及转型期社区的生成和发展,基层政府行为与社区回应的不同逻辑是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根源。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从经济学视角展开的分析

从激励的角度看,政府行为与政府职能取决于政府的治理结构。中国“多任务委托—代理”型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促成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至上的行为倾向。这种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与行为倾向既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也造成了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功能薄弱、基层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许多公共管理政策有效性降低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和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改善公共管理政策的实施机制、深化政府治理结构改革。     

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与条块关系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上，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视角是从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出发，探讨此种矛盾引发的应对机制及其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逻辑。但是，此种理论视角忽略了条块关系的作用，未能把条块关系纳入理论分析范围。本文试图拓展这种理论视角，把“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扩展为“多元化的国家能力建构所包含的冲突”，为解释包括条块关系在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一般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条块关系之形成，是中央政府为了建构多元化的国家能力、控制国家能力建构上的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进一步，国家能力建构上的冲突的演变又导致了条块关系的演变。     

数字化转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挑战与建议

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已经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目标。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政府的治理方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当前中国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明确数字化转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挑战，对把握发展机遇、克服发展障碍，推进数字经济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提炼、总结和归纳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生产经营、政府治理和居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并指出了中国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中国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随之进行了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项目制。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主要有三种类型：上级专项转移支付、上级非补助性项目支出和本级项目支出。三类项目支出在地方得以汇聚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府的财政结构。项目制本质上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项目制的直接目的是“硬化”预算约束，深层目的是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二者在实践中呈现一定张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并不必然增强其对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甚至可能形成反向效应。     

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人文性探析

目前高职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片面强调实用性、职业性、技能性。本文在对这种问题及其所带来的后果进行考察基础上,提出在高职英语教学中加强人文性之主张,同时对加强高职英语教学的人文性之内涵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阐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高职英语教学人文性的若干思路。     

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

资源输入时期,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项目资源,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探讨下乡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逻辑,能够更加深刻地考察新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发现,在项目资源分配环节,特殊主义的项目资源分配模式形成了资源分配的权力—利益网络;在项目落地环节,钉子户崛起引起了村庄精英替代。这种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样态可以用"分利秩序"这一概念来概括。分利秩序是一种非正式的资源分配规则,它以"权力"为分配中介,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自我稳固性的特征,其结果是公共资源的"私人化"。这种结构化的利益分配模式吞噬了大量国家资源,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深入考察还会发现,在资源汲取与输入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形态是由农村社会的组织程度决定的,因而将农民组织起来是解决资源输入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