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山《韩碑》诗事实考辨

“韩碑”,指韩愈的《平淮西碑》。《韩碑》诗是李义山咏史诗中的名篇巨制。“谗之天子言其私”是诗中十分重要的一句,它不仅点明了推“韩碑”的原因,也表示了诗人对推碑一事的愤愤不平之情。但是,诸家注释这句话时,把“谗之天子”的谗者解释为李愬的妻子,唐安公主的女儿,或者为李愬部下的武士石孝忠,把推碑的根本原因说成是平叛功臣之间的功劳大小之争。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我们认为“谗者”应是牛党成员李逢吉、皇甫镈等,“韩碑”的树立和推翻、重撰文的实质是割据和反割据的路线之争。     

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浅谈

李商隐是晚唐诗人中的一大家,具有多样化的风格。沈德潜在《唐诗别裁》的七古里选了他的《韩碑》一篇,称:“晚唐人古诗,秾鲜柔媚,近诗余矣。即义山七古,亦以辞胜。独此篇意则正正堂堂,辞则鹰扬凤翽。在尔时如景星庆云,偶然一见。”极力推重。其实,《韩碑》诗是商隐摹仿韩愈的诗,像“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这些就是仿照韩愈的以文为诗。诗中称“文成破体书在纸”,韩愈的《平淮     

晚唐小品文体革新略论

晚唐小品作家创作出众多内容充实、技巧成熟的小品文,使小品文于晚唐形成一个创作高潮。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承继者,晚唐小品作家不仅在创作理论上取法韩愈、柳宗元,在创作实践上对韩、柳也多所借鉴,尤其是在文体革新方面,他们继承中唐古文运动的革新精神,除对韩、柳自创的新体及革新过的文体进一步加以革新外,对碑、箴、赋、颂等传统文体也进行了或由骈至散、或由骈散结合而至全散的革新。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还对韩、柳不曾运用的疏、吊等文体加以革新,弥补了中唐古文运动遗留的空白,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完颜希尹碑史事考辨

金完颜希尹碑,全称为“大金故尚书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公神道碑”。它是吉林省境内的三大金碑(大金得胜陀碑、完颜娄室碑与完颜希尹碑)之一,历来被中外学者所注目,但对完颜希尹碑的研究,远不如前二碑之盛。完颜希尹碑不仅是研究其家族的重要资料,而且对考订金朝史事亦有重要价值。     

明代西宁名门张氏孺人墓碑考释

文章在公布西宁出土的明代残段墓碑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志书的记载,对残碑文逐行进行了考释,指出此碑乃明时在四川邻水县任过主簿的西宁人张芝为其母杨氏所立的懿德碑,碑文印证了西宁张氏名人辈出、清正仁爱家风绵延如缕的史实。     

论韩碑中的“文”与“道”

韩愈自觉地把碑志文创作纳入到古文运动中,为其"明道"服务.其碑志文既兼实用与文学之美,又鲜明地体现出"文"与"道"的相互贯通与融合.这不仅铸就了韩碑的文学化、经典化,也使其"文以明道"理论更趋圆融.     

“忠献”非韩世忠

《学林漫录》第八集149页《说辛弃疾卒前三、四年中的情绪波动》一文,引辛弃疾词《六州歌头》:“千载传忠献,两定策,记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然后说:“词中以韩世忠、韩侂胄两世扶盞问?极尽颂扬之能事。”这是以“忠献”为韩世忠,以韩侂胃为韩世忠后人,均误。按《宋史》卷474《韩侂胃传》,开首即言:“魏忠献王琦曾孙也。”卷312《韩琦传》载:“嘉祐、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其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曰忠     

拉萨的纪念碑

拉萨作为一个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多次成为全藏的首府,经历了许多政治事件,自然有不少值得纪念的事。历代统治者总喜欢为自己树碑立传,但作为历史资料,作为永久纪念,倒是很有价值的。拉萨的纪念碑为数不少,光是大昭寺门前便有石碑二块。古的,从吐蕃时期赞普所立的著名的甥舅和盟碑;近的,是清朝政府驻藏大臣立的劝人种牛痘碑。其次,在布达拉宫前面有达扎陆贡记功碑,布达拉山下无字碑;在龙王潭有康熙碑与乾隆碑。而离拉萨稍远的墨竹工卡东北拉萨河旁的协拉康碑和拉萨河南岸、与拉萨河隔河相望的噶回寺碑等等。这些碑是研究西藏历史和藏汉民族关系的可贵资料。对于这些石碑,自有科学研究工作者进行专门考证和论著,本文只是列举有重大意义的甥舅和盟碑、拉萨雪碑,以及康熙碑和乾隆碑,作简单的介绍。     

韩愈故里问题再探讨

关于韩愈的故里问题,纷争由来已久,不仅学术界众说纷纭,而且民间也争论不休,从近年在修武所发现的创修于唐大中十年(856)的<韩文公门谱>(1956年续修本)以及考古所发现的韩愈故里碑、墓碑等考察,可以认为韩愈故里应在修武,韩愈墓在韩陂,孟州韩氏根在修武.     

古代图文碑述要

图碑是碑刻文献中的特殊类别。其形式图文相配,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城坊、建筑、水利、医药等方面,对于研究我国通史及文化史、科技史等专门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图碑产生时代、现存状况,举例介绍了天文碑、地理碑、水利碑、谱系碑、典礼碑等各类图碑,为研究图碑文献提供了重要资料,并提示研究门径。     

《爨龙颜碑》补正

云南古代著名碑刻《龙颜碑》,立于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碑主龙颜历经晋末宋初二代,是当时的宁州霸主,南中“大姓”。碑阳撰文凡九百余字,至今除少数残损外,其余仍清晰可辨,它是今存的晋宋时期最富有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物之一。碑的研究工作,始于清代嘉庆年间,许多学者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碑的     

晏殊与北宋前期文风之演变

晏殊于真宗、仁宗二朝,以位望俱尊之身推尊韩、柳,热心奖拔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才,对于宋初文风之变革以及文学创作之兴盛,具有承上启下之功。晏殊以及他的同道在天圣尊韩、儒学复兴方面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天圣尊韩的主导人物是晏殊及其同道,而不是欧阳修、梅尧臣。晏殊重视诗歌内容之讽喻功能,他对陶韦体之喜好与提倡,对江西派的深远影响,以及对白体之改造所带来的诗歌"惟说气象"等,都是宋代诗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韩休卒年考辨

韩休卒年考辨朱玉麒韩休为开元名相，其卒年有二说：一、《旧唐书·玄宗纪下》：“（开元二十八年）夏五月乙未，太子少师韩休、太子少傅李皓卒。”二、《旧唐书·韩休传》：“（开元）二十七年病卒，年六十八，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忠。”后世征引，多以本传所载开元二十...     

贾使君碑

<正>贾使君碑,又名贾思伯碑。北魏神龟二年(519)刻。碑高215厘米,宽84厘米,厚20厘米。原存兖州,宋绍圣三年(1096)、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两度湮而复出,1951年移入曲阜孔庙。额饰浮雕龙纹,题"魏兖州贾使君之碑",正文记贾思伯兖州任内政绩,笔法高古,结构精绝,为著名北魏碑刻之一。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张澍发现了西夏碑，但其《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序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载互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离他发现西夏碑的时间仅相隔六年，故其时他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得非常清楚，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及《诗序》并非作于嘉庆十五年，而是作于他晚年编辑《养素堂诗集》之时，由于事隔太久，故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忆模糊，以致二者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载出现了矛盾。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对西夏学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激起了他对西夏历史和文化探索和研究的热情，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韩碑艺术美及其成因探析

韩愈在其碑志文创作中，既立足现实，又秉以通变精神，使之由一种实用性文体变成一种形象丰富生动、情感真挚深切、议论犀利深刻的文学审美艺术。其间鲜明地体现出“文以明道”、“不平则鸣”、“陈言务去”等文学创作理论的指导。正是这些创作理论的自觉实践，韩碑才真正实现了“文”与“道”的相互贯通与高度融合，进而达到实用与文学的兼美。     

北宋王道宁墓碑志探讨

近日，在名城歙县太白楼一新安碑园内。博物馆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了一块北宋碑形墓志。其墓志的主人是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徽州人王道宁(讳承裕)。此墓志呈圭形，石质，长118厘米，宽84厘米，高为6厘米。是采用碑的形式和志的内容做成，碑有圆额，上刻篆文，墓志正文则为楷书，志文以自右而左，自上而下的方式刻成，且字体规整，刻工精美，共计560个字。墓志铭全文大致如下。     

杨乃松

杨乃松字延年，室名：岁寒斋，男，汉族，1938年10月出生于河南武陟。杨乃松自幼禀承父教研习书法。初学汉隶，沉浸其间。尤喜《华山碑》、《曹全碑》的清丽流畅，《礼器碑》的华逸俊美，《张迁碑》、《鲜于璜碑》的气势雄健。逐渐形成了个性鲜明又各有特色的隶书作品风格。时而凝重古朴，时而率真自如。流畅中散发书卷气息，波磔间展现金石风味。随之工行、草书，取法二王、孙过庭，涉猎王铎、张旭、怀素等，追求二王的神韵超然、颠张狂素的飞动游转。熔百家为一炉，师古而不泥，逐步形成了秀丽飘逸、雅俗共赏的书风。     

题黄子固译禹碑(用昌黎峋嵝山均并序)

子固宗兄得宋拓禹碑旧本、余既详为之跋矣、迩来临摹将近百通、维妙维肖释文(?)古、亦发前人所未有、用昌黎謌均以张之、丙辰中秋后蓼园七二叟书定王台下螬李居、韩公昔篹淮西碑。点窜二(典攴)文字奇。禹碑傥未得纸本。安识鸾飘兼薤披。碧云崖拓     

昭示罔极：元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立碑问题探究

将加封孔子诏在全国范围内刻石立碑，是元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又一项影响深远的政治举措。立碑之议起于元武宗至大二年，至大三年立碑圣旨已普遍下发到各地。然因各地对待立碑圣旨态度不一、立碑方式不同，导致各地树立加封孔子诏碑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出现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元朝对儒学推崇的力度有限，该态度影响到了立碑圣旨的执行效力。然不可否认的是，加封孔子诏碑对提升元朝儒学的政治地位、为儒家文化的生存发展争取更大空间、推动元朝的“汉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树立加封孔子诏碑与加封孔子相辅相成，实现了将元朝崇儒之义“昭示罔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