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家庭剧婚姻背叛叙事的文化伦理

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伦理视野中,有些夫妻关系处于婚姻背叛的不稳定状态。中韩家庭剧较好把握了夫妻关系在历史转型期的变化,对婚姻背叛给予较大的关注,而对背叛婚姻的叙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伦理取向。中韩家庭剧婚姻背叛的叙事基本采取一男二女的人物关系模式。但是婚姻背叛的叙事情节和风格不同,中国家庭剧强化尖锐爆发性的矛盾冲突;韩国家庭剧采取含蓄的叙述方法,而且尽量弱化和净化正在进行的婚姻背叛的情节。对成为过去式婚姻背叛的态度,中韩家庭剧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家庭剧一般相对＂宽容＂,而韩国家庭剧则是严厉的谴责和批评,这与各国不同的叙事伦理和文化个性有关。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夫妇”叙事的女性倾向

由于独特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云南少数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尊崇母系、敬重女性的传统与观念。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夫妇"叙事在情节设置、细节安排以及人物塑造诸方面都有一个尊重女性主体人格权利的女性视角,主要表现为彰显婚姻缔结过程中女子的主体意愿、展现婚姻生活中男女双方的人格对等,描画出一系列充溢着人格魅力的女性形象等。此种女性倾向与标榜男尊女卑的汉文化迥然有别,揭示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气质。     

《飘》叙事话语的女性特征

文章以叙事话语为视角,指出《飘》的可读性源于作家密契尔创作中的诸多女性特征,如遵循女性阅读习惯构建文本体系,用女性眼光发言,以女性心态轨迹组合戏剧性情节,借助话语对答,巧用心理分析等,并阐明女作家在叙事话语领域的继承与创新.     

鲁迅小说的"死亡"意蕴探询

鲁迅小说偏重于“死亡”的情节布置。它不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手段,而是作品意蕴寄托的手段。紧紧围绕着死亡的预感和既成事实编制叙事线索,淡化人物的具体死因而突出与之相关联的意义探询,鲁迅小说中的死亡情节大都承载了对某种人生境遇的社会剖析责任。     

解析《神谕女士》中的死亡叙事

阿特伍德的小说《神谕女士》讲述了女主人公琼在爱情、婚姻、事业上的困顿与挣扎.阿特伍德通过潜入地下意象、迷宫、梦境与镜子、鬼魂等手法,在小说中巧妙地展开死亡叙事,旨在让女性通过体验、感受死亡,深入内心深处,从彼岸世界获得自我疗伤、重塑自我的力量,从而实现自我救赎和重生.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莎剧女性叙事

如果用结构主义的视角来考察莎剧的女性叙事,可见无论对女角之女性温柔与聪明的颂扬,还是对其深具男性之粗犷甚或野心的批判,都是以父权秩序的稳定为起点与依归,以女角参与男权话语之过程为情节,以女角是否认同自己的社会身份为悲、喜剧之分界和结局,从而构成一个看似线性而实则循环的叙事模式。而莎剧中这一以女性进入与退出男性话语为旨归的父权叙事结构,正是对女性社会性别之建构过程的完整阐释。     

“左转”中的民俗叙事模式探讨——以丁玲文学作品的婚姻民俗叙事为例

现代文学"向左转"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而民俗叙事始终主动参与并推动此进程。丁玲是其中转得顺利成功的典型作家。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丁玲始终以女性的视角,采撷婚姻民俗参与作品叙事,赋予作品以生活质感和历史厚重感,为我们总结现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婚姻民俗参与范式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简·奥斯丁小说的女性叙事策略研究

近年来,奥斯丁作品中的女性叙事策略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将运用女性叙事学理论,重点从女性题材和女性形象、女性叙述声音、女性视角和聚焦、自由间接引语几方面考察其小说中女性叙事策略的运用。借助迂回间接的女性叙事策略,奥斯丁巧妙地挑战了男性规约和价值,建构了女性话语权威,表达了自己的婚姻理想。     

新世纪海峡两岸女性小说弃妇母题的叙事策略

作为新世纪海峡两岸女性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弃妇母题在叙事策略方面有三个独到之处:一是弃妇形象:非完美的反传统女性成为主流;二是情节模式:以弃妇复仇和再觅幸福为主;三是叙事类型:欲望叙事和暴力叙事交织.这不仅反映了女性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索,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和传递出女性读者心态的变迁.     

叙事方式的渐变与话语权力的获得--以《简·爱》为例

《简·爱》通过文本的对话性展现女主人公在不同时期探索自身主体性的成长过程,小说的叙事方式也伴随着人物主体性的逐步形成和女性心理成长的轨迹,探索事实真相与道德升华之间的平衡点,以女性的视角探求叙事方式与故事的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情节的设置以及叙事方式的渐变开辟新的获取话语权力的道路.     

揭开男权的秘密——从女性哥特视角看《吕蓓卡》中女主人公的蜕变

女性哥特理论认为,女性哥特小说在情节、叙事技巧等方面,与男性哥特小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小说的情节多围绕女主人公逐步揭开男性社会向她隐藏的秘密而展开。《吕蓓卡》中,达芙妮·杜穆里埃通过对女主人公在逐步揭开秘密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从无知少女到成熟女性的蜕变的描述,延续了女性哥特创作的传统。     

简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她们以作家主体为话语中心,以个体的感知替所有角色代言,小说中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皆为达到个体言说的快感.从叙事视角看,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出现重叠、错位和流动.从叙事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惯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推进情节发展,交代故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作家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安排,同时又给单纯的以“心理-情绪”为中心的结构以物化的情节形式.“五四”女作家这种叙事上的“自足性”与她们当时“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和女性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章力求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代表性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展现其背后隐含的“五四”知识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心态.     

《简·爱》和《呼啸山庄》时间策略比较

《简·爱》和《呼啸山庄》都是以第一人称进行追述的小说,都是在讲述爱情＂寻求＂的主题,遵循＂失而复得＂的模式。简.爱和罗切斯特在相识相恋历经重重磨难之后,最终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希克厉在尘世虽然没能和凯瑟琳在一起,但当死亡降临后,他在死亡这种永恒中和凯瑟琳得到了同一。虽然两位作家作为生活在一起的亲姐妹所处的环境相同,作品里爱情主题模式也相同,但两部小说的情节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两位作家在处理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安排上大不相同,而这种不同的安排是由于文本的情节复杂程度决定的。     

酒与《水浒传》的叙事艺术

<水浒传>中酒及饮酒情节的反复出现,对<水浒传>叙事艺术成就的取得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叙事要素,酒不仅贯穿了<水浒传>故事始终,成为一条潜在的叙事线索,在充分发挥自己的线索功用的同时,也为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而且还巧妙地发挥着调整小说叙事节律并适时推动相关情节向高潮发展的叙事功能.同时,反复出现的酒与饮酒情节,对<水浒传>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意象也起到了强化与丰富的作用.     

凯瑟琳·安·波特《假日》中的隐性叙事进程

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说《假日》显示了穆勒家族女性是父权社会牺牲品的悲观论断，即使像穆勒老妈这样辈分较高的女性也只是丈夫身后一块黑色背景。细读文本发现，小说存在双重叙事运动，即在显性情节发展背后存在贯穿全文的隐性叙事进程。在显性情节里，穆勒太太作为父权制度的维护者，时刻谨记女性身份；在隐性进程里，叙述者将穆勒老妈在某种意义上男性化，暗示穆勒老妈才是家庭的主宰。叙述者的双重叙事过程相互颠覆、相互补充，不仅增强了文学审美，也丰富了小说主题。     

论《蛙》与《百年孤独》叙事意识之互文性——两部作品女性人物比较研究

莫言的《蛙》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无论在叙事情节还是在叙事形式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都是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两部作品均体现了以创造生命为女性宿命的原型意识,对女性以回归自然生命为途径的救赎之道的表述,对侧身于现代性历史之流的个体生命的孤独感的探索,通过两部作品中的核心女主人公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对两部作品的叙事意识互文性进行探究。     

《茉莉花开》的叙事结构与人文内涵

侯咏执导的《茉莉花开》,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去透视女性情感和心灵,采取“章节”式、散文化的叙事结构,讲述分别生活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一家三代女性的爱情与婚姻,完整展现了历史变迁中的女性命运的复杂多变,显示了深厚的人文内涵。     

爱情话语·女性欲望·女性书写——《荆棘鸟》中的梅吉形象读解

在《荆棘鸟》中,爱情叙事是最重要的结构因素,作品对爱情的书写隐含着对女性欲望的展露和对女性成长的追踪。具体地说,在对梅吉的情感体验、爱情纠葛和婚姻经历的展现中,包含着一个从柔弱的少女成长为独立自主的主体的女性的成长故事,而其中女性的欲望与追求也得到了有效的表达。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作品的女性化书写。     

电影《金陵十三钗》叙事策略及魅力

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是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故事的电影。影片从十四岁学生书娟这一女性视角出发,通过书娟的回忆来讲述沦陷南京城里一群小人物的命运。电影一上映,好评如潮。从某种程度上说,影片的成功是文本和叙事的成功。在叙事策略上,匠心独运的女性叙事范式,传递着人性的淳朴与美好。影子情节彰显了对人性内涵的终极关怀和高度礼赞。影片在独特的女性视角的叙事范式中,对历史进行再现,在对历史的人文思考中,又赋予了影片更深的美学意义。     

隐性叙事视域下《傲慢与偏见》中的阶级观建构研究

申丹教授在她的隐性叙事理论研究中提出:在许多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隐性进程。隐性叙事进程作为情节发展背后的暗流,旨在表达与显性情节互补或相反的主题。这些主题互相制衡,相辅相成,从而使文学作品更具戏剧性,创造出不同以往的审美价值。以隐性叙事理论为指导,重新分析研究《傲慢与偏见》这部经典文学作品,发现小说表层情节叙事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叙事暗流,即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对上层阶级的态度并非静态不变的,而是随情节发展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小说开端的淡然和戏谑,发展到小说中部的期待与认同,再至后半部与结尾对上层贵族阶级的融入和同化,这也体现了作者本人阶级观的动态变化和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