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诗式》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皎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诗式》融承儒释道而自铸伟辞。《诗式》尤重儒家诗教,以“体”之角度确立儒家诗教的“诗体”论和儒家德化的“诗德”论。《诗式》亦缘采道家逍遥自然之旨。“高”“逸”两体既融通逍遥也挈领于辩体一十九字。“自然”观突破习惯思维,是精思锻造后的“至丽而自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     

晋唐风貌，高丽名流：《花潭集》诗歌艺术研究

朝鲜名士徐敬德之《花潭集》享誉海内外,其诗歌艺术卓然一家。《花潭集》里的诗歌主要有闲适诗、赠答诗、咏物诗和说理诗四类。徐敬德之《花潭集》里的诗歌艺术特色包含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兼收老庄自然之姿,融合释家寂然之境,凝采王维诗艺之妙,实有“自然”、“寂然”、“凝然”之“三然”特色,譬如《花潭集》里的闲适诗。二是含晋风唐貌,又携景入情,此以花潭之赠答诗为代表。三是多奇言秀句,又对仗精工,尤在咏物及说理诗上表现突出。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浅析华兹华斯《咏水仙》的美学特色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创作了许多吟咏大自然美景和人的心灵的优美诗篇。《咏水仙》就是其中较负盛名的一首。诗人借景抒情,以花传意、动静结合的笔法,大量运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段,倾情描绘了水仙之美。诗中蕴含意境美、修辞美、音韵美等美学特色。     

为孤独的生命低吟浅唱——论王维《辛夷坞》的私人语境特质

《辛夷坞》是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状物小诗,这首诗常常被评论者们从审美角度解读为诗人“以禅入诗”的典范之作.本文以这首诗的创作语境为切入点,分别从文本和寓意两方面分析该诗,并结合诗人个人的生命体验,将其阐释为一种私人语境下的个性述说.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论王维《辛夷坞》、《鸟鸣涧》两诗中的禅意

以佛教禅宗的本质为出发点 ,结合《辛夷坞》、《鸟鸣涧》二诗所体现出来的空寂闲静 ,论王维山水田园诗中所隐含的禅意     

解读《玉台新咏序》

本文认为,徐陵《玉台新咏序》是一篇标准的“序作者之意”的序文,并无不可信之处。认真解读序文,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玉台新咏》一书的这些情况:《玉台新咏》是一部“撰妇人事”“以给后宫”的女性读物,属《隋志》著录的南朝编撰的诸多备后宫讽览的《妇人集》者流。撰者徐陵的编撰意图是希望这部诗集“可代彼萱苏”,使“寂寞多闲”的后宫妇女“微蠲愁疾”,“聊同弃日。”这部诗集之所以形成了专录艳歌的特征,一方面如撰者所言,主要是因后宫“惟属意于新诗”而投其所好,另一方面则是禀承了南朝诸多《妇人集》“撰妇人事”的传统。如此,自唐至今关于《玉台新咏》编撰目的及编撰情况的种种不合于序的说法就应该得到修正。     

《永平诗存》所辑《伊江杂咏》著者考辨

《永平诗存》所辑《伊江杂咏》是薛国琮在舒其绍《伊江杂咏》的基础上,依据自己在伊犁的见闻,结合舒其绍《听雪集》前三卷的诗注和王大枢《西征录》的内容进行修改、增补乃至新创而成的.其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伊犁地区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堪与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媲美.     

《诗经·风雨》诗旨辨析

历代对诗经《郑风·风雨》一诗的题旨解释,大致有三种:《毛传》传统认为,此诗旨在“乱世则思君子”;朱子解为“男女淫奔”之诗,现代人则舍去朱子之道德偏见,认为此诗表达了寻常正当的男女相悦之情;方玉润解为怀念朋友之诗.三种解释的差异取决于如何理解诗中的“君子”.透过对“君子”的辨析,可以得出对此诗主旨的三种不同理解,但这三种理解未尝不可合而为一.     

袁仁《毛诗或问》之《诗》学价值探赜

明袁仁《毛诗或问》未被收入《四库全书》,目前国内仅见清道光晁氏本,少有学者问津。然其作为流传至今的《诗》学小传,受明代佛道大兴、文人好尚“市隐”及袁氏家学影响,在解诗主张、字词阐释和解诗路径上,都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朱熹《诗集传》大有不同,颇具独特之处。其力推复兴汉学,并于此基础上补苴罅漏,对诸多字词再提新义,进而申释《序》旨;以“悟”为法,尤重解喻,通过生动浅近的形象阐释,串起字词句篇上下之义,引申出诗外之“意”“味”。这种守正创新、不囿成法的风格,不仅在明中叶《诗》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而且对于现今《诗》学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病相怜、怨恨相似——《咏怀古迹（其三）》赏析

《咏怀古迹》是一组七言律诗，一共有五首，此为第三首，是杜甫离开夔州东下、途经荆州府归州（今湖北秭归）东北四十里的昭君村时所作。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选入了此诗。《唐宋诗醇》评价这首诗说：“咏明妃者，此为第一。”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说：“咏昭君诗，此为绝唱。”我认为，后人对此诗评价之所以这么高，主要是诗圣把明妃这个形象写绝了，把对比这种表现手法用绝了，对比其他写昭君的诗词来说，也就高下立判了。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战国时代《诗》《书》文体的模拟与破体

战国时代,知识阶层在研习《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上,创作出模拟《诗》《书》文体的篇章,这种模拟行为表明当时人们对《诗》《书》的文体体式已有较明晰的认识,反映了文体观念的逐步自觉。上博简《交交鸣乌》《多薪》当是对《诗》的模拟,上博简《卉茅之外》《李颂》以及《楚辞·橘颂》则是在模拟《诗》的基础上的新变,为楚辞之先声。清华简《保训》可视作对《书》的模拟。在经典传承基础上的“尊体”与“破体”,促成了战国时代的“文体突破”。     

一时一景一样情,两种语境两诗心--卢挚《秋景》与济慈《秋颂》的比较分析

元人卢挚小令《秋景》在中国古代咏秋诗中别具一格 ,秋而不悲。英人济慈《秋颂》与之诗情类似 ,同属王国维所谓“无我之境”。对镜子隐喻的“真”的诗学追求 ,是这种相似性的重要原因。但以《秋景》为例看中国诗论的“镜子” ,是虚静、禅静的表现 ,因于情性、本真 ,内蕴群体人本精神 ;而以《秋颂》看西方诗学的镜子 ,典型、灵感的再现 ,寄寓个体人本精神     

也谈《乐府补题》的寄托

对于《乐府补题》的寄托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且大多具有坐实时事之失。从文本出发来看,认为咏龙涎香主要传达遗民们的今昔身世之感;咏白莲主要传达遗民们的家国之痛、身世之悲,但也有例外;咏蝉主要表达词人们怀恋往昔、否定现在的情感倾向;咏莼当作于王沂孙庆元归来的盟友聚会,有对王沂孙的赞赏,也有抱定终隐的表白;咏蟹是在终隐者逐渐变少,遗民们表达要像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的愿望。     

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