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刑罚适用之探讨

犯罪低龄化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如何治理未成年犯罪成为世界各国刑法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结合我国刑典的有关规定,对争议颇大的从宽处罚、缓刑、累犯、附加刑、非刑罚处理等问题,进行严肃而又积极的探讨,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未成年刑罚制度。     

业务过失犯罪基本问题研究

业务过失犯罪是过失犯罪的一种，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与实践紧密相连。对它的研究，基本理论的廓清，极具实践价值。从业务过失犯罪的概念、特征、立法模式、处罚模式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通过理论的研究，以期指导实践的发展，并促进理论的提高。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措施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罚体系,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后与成年犯罪人基本适用相同的处罚方法,不能体现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政策。如何构建我国科学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罚体系,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讨论的问题。笔者在分析我国现行的刑罚和非刑罚方法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设计了一套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罚体系。     

论自首认定的根据

自首应该依据什么来认定,其根据为何?是刑法学界争议的问题。从刑罚的目的出发来阐述自首认定的根据,认为刑法的目的等同于刑罚的目的,而刑法的目的是保障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基本人权,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要减少犯罪,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人的犯罪可能性进行分析,因此,要实现最大化的减少犯罪,量刑的基准必须是犯罪的成本大于收益且刚刚大于收益足以。因此,一般预防论应该是刑罚的目的,而对自首的认定也只能根据这个原理来认定。     

试论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的重构

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制定时间较短,制度设计上重刑主义色彩浓厚,背离了外部性的相互性原理,实践上存在着刑罚本身因素和刑罚超过因素导致的执行难现象,影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基于学理性的分析和对外法的借鉴,建立单位犯罪刑罚准备金制度、强制性的内部干预处罚制度、区分性刑罚制度,是解决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困境,实现刑罚善治之良策。     

浅析渎职罪的刑罚

渎职罪是职务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犯罪意图的主观恶性比其他职务犯罪更加严重,目前,"徇私"类渎职犯罪的刑罚种类单一,缺乏对徇私犯罪内容的刑罚制裁手段,刑法对职务犯罪的刑罚态度前后矛盾,应当统一明确为从重处罚的量刑原则,刑法对渎职犯罪的刑罚态度前后混乱,实际采取轻重不一、总体从轻的量刑原则。     

论刑罚观决定犯罪观——基于刑罪关系的点线面考察

犯罪与刑罚谁决定谁,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理论体系起点必须具备的要求,以及社会危害性观念存在的缺陷,说明刑法学的逻辑起点只能产生于刑罚目的之中。对犯罪原因的不同理解造成刑罚观念不同,进而导致犯罪观念不同,这已被刑法的演进路径所证明。刑法学派之争缘于刑罚目的观相异,并在犯罪论的理论层面引发了全面的论战。从刑罪关系的点线面考察,刑罚观决定犯罪观。     

论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价值性

本文从目的刑主义刑法思想和报应刑主义刑法思想的论战开始,指出非刑罚处罚方法符合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法理要求和刑法的基本价值追求,与现代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力图从价值论上探讨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     

论金融犯罪的刑罚设置--金融犯罪立法研究(二)

根据以预防犯罪为目的的理性刑罚观，金融犯罪的刑罚设置理念应当是“依罪设刑”。我国现行金融刑事立法规定的刑罚体系基本适应预防金融犯罪的需要，但还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个人金融犯罪的资格刑不完善，对金融犯罪单位的罚金刑规定不完善，对金融犯罪单位的处罚单一。针对问题，文章提出了“对金融犯罪个人完善资格刑”、对单位金融犯罪“完善罚金刑”和“增加解散单位的刑罚方法”的改进意见。     

我国刑法受贿罪立法修订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对反腐败的态度仍然是坚决而明确的,在腐败犯罪的刑罚处罚上也在不断进行刑事规范的调整。我国刑法受贿罪经历了多次立法修订,《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的入罪门槛与刑罚档次有较大幅度的修订,“数额+情节”的刑罚模式得以正式确立。我国受贿罪的刑罚修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理性化与刑罚均衡化的现实价值,但是,受贿罪与贪污罪共用同一法定刑的格局应有所改变,单纯调整刑罚而不触动规范构成有其现实不足,受贿罪的终身监禁刑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多元困境,应进一步积极推进反腐败追赃追逃的国际司法协助,改善我国法治化反腐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绑架罪的既遂标准探究

绑架罪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其较高的法定刑设置而在于既遂标准的界定。视绑架罪为目的犯,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索取财物等不法意图下的控制人质的行为就既遂的观点,必然导致绑架罪的法定刑过高,以及不能合理地解决绑架罪的未遂、中止等一系列问题,而《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改也将是治标不治本。从法条的应有含义、绑架罪的历史沿革、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尤其从刑罚的根据可以得知,只有当行为人实施了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并向第三方提出不法要求（包括索取财物）时,绑架罪才既遂。     

贪污贿赂罪设置死刑的刑罚价值解析

我国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将其最高刑配置为死刑。这是对死刑制度的一种扩张,它偏离了刑罚原则,减损了刑罚功能,模糊了刑罚目的,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限制贪污贿赂罪死刑配置符合我国刑事制度发展的要求。     

惩治恐怖犯罪重刑化倾向评析

针对世界各国对恐怖犯罪的刑事对策体现出的重刑主义倾向,从刑法目的及刑事犯罪心理着手对之评析,分析结果表明,对恐怖主义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是第一位的,法律制裁是第二位的,轻刑化是历史发展的进步表现和必然结果。     

滥用职权罪的司法认定及立法完善

文章简要回顾了滥用职权罪的立法沿革,阐明了刑法规制本罪的意义,着重对本罪的构成及刑罚作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并提出对本罪应增设资格刑的观点。     

转化犯的二元价值探讨--以罪刑均衡原则为视野

一方面,转化犯将不符合特定罪名构成要件的行为按照该罪名处理,是法律拟制;另一方面,转化犯在一罪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适用另一罪的法定刑加重处罚,是特殊的结果加重犯。由此看来,转化犯的本质特征在于刑罚升高、处罚加重。反之,倘若转化招致法定刑降低,则不得转化。分则中大量的转化犯在传统理论中对转化前后法定刑缺乏铢量寸度,对转化犯的适用不加限制,导致罪刑不均,因此需要在语词的解释上进行限缩。转化犯概念的重构应当恪守罪刑均衡原则。     

海峡两岸交通犯罪比较研究

交通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现代型犯罪,海峡两岸都有明确规定。大陆刑法对交通犯罪的罪名排列较为混乱,没有区分普通过失和业务过失并分别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并且刑罚配置单一;台湾＂刑法＂对交通犯罪区分普通过失与业务过失,就后者配置高于前者的法定刑,并配置罚金刑且将其升格为主刑,这些做法值得大陆研究和借鉴。     

论客观处罚条件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契合——兼论我国刑法的调控范围设定

根据传统刑法理论,我国刑事立法中部分犯罪的罪过形式难以界定。究其缘由,在于这类犯罪于立法设定的构成要件中包含有客观处罚条件性质的要素。在我国当前社会环境下,该立法本身内含深刻意蕴。将德日刑法中客观处罚条件概念契入我国刑法体系,置于犯罪构成四要件中客观方面要件之下,界定为与客观方面本来要件要素相并列的特殊要素或附加要素。以此,在完善我国刑法理论的同时顺利解决我国刑法中部分罪名的罪过疑难问题。     

简论经济犯罪与死刑

我国是世界上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极少数国家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犯罪也日益严重,立法机关希望通过死刑的适用来遏制经济犯罪。但事与愿违,死刑的适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还违背了刑罚的目的和罪刑均衡原则。因此,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废除对经济犯罪的死刑,规定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并附加适用财产刑。     

秦汉行政惩罚机制

秦汉行政法不仅规定了行政工作的职责和行政规范,对行政违法和失职的犯罪行为也有明确的规定,从犯罪形式上讲有赃罪、诈伪罪、擅为罪、稽缓罪、失职罪、失误罪等行为,从犯罪的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犯罪、职官犯罪、财政经济犯罪、司法审判犯罪、边防与军事犯罪、社会治安犯罪等行政工作内容的方方面面的行为。根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了谇、笞等教诫刑,赀、罚金、赔偿、赎等财产刑,夺爵、夺劳、负算、免职、废职等权力刑,黥、劓、斩左止、斩右止、腐、耐、髡等耻辱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迁等劳役刑,磔、腰斩、弃市、枭首等死刑,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交互为用,把行政惩罚与权力、责任和利益统一起来。依法规定了告劾、案验、鞫讯、判决、执行等行政惩罚的程序,对检举揭发的行政犯罪行为进行认真核实,判决做到过罚相当。秦汉行政惩罚机制对行政违法失职者起到了惩戒、预防、教育的作用,增强了官吏责任感,维护了公共利益,保障了人民权益,使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有序进行。     

论可罚性阶层的确立——一种刑法刑事政策化进路

在一个宏大的刑法刑事政策化语境下,可罚性阶层的运用无疑是其中一条现实可行的进路。可罚性在刑法之内可以起到联结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桥梁作用,能够有效地缓和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紧张关系,平衡罪与刑的矛盾和脱节;在刑法之外可以起到刑法与刑事政策的沟通节点的效果,减轻刑法与刑事政策不同步性所造成的立法与司法损耗,是立法者根据某种刑法以外的公共政策目的例外地设置的犯罪成立要素。有鉴于此,应该赋予其犯罪论体系范畴的地位,作为有责性之后的独立阶层。这对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效果、控制刑事责任的范围、实现刑事政策的目的追求,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