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哲学范式的转向

现代性状况印证了意识哲学范式遭遇了困境,寻求摆脱困境的路径是当代西方哲学家研究的根本方向.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包容性理性模式还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排斥性理性模式,对于主体性的批判都是主体的自反性批判,因而无法摆脱意识哲学的困境.哈贝马斯提出从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向.在他看来,交往范式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语言为本质的行为范式.在这一范式下,语言参与者的立场使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成为互为对象的主体间关系,从而打破了内在性意识的垄断.从存在论视域看,交往范式虽然从语言角度切入关系原则,以交往理性超越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却由于主体间性的非真实性与交往理性的先验性而无法真正摆脱哲学与现实的困境.     

走出意识哲学范式的另一条路径：交往范式

主客体关系是哲学史上纠缠不清的一个古老的问题。从笛卡尔哲学到康德哲学是主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哲学范式,但意识哲学范式本身存在着困境,探寻走出这个困境的哲学路径很多,在众多的哲学家中,哈贝马斯找到了另一条路径：交往范式。     

哈贝马斯拯救现代性的致思理路

作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黑格尔只是立足于主体哲学范式对现代性展开批判,但他并未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黑格尔之后的现代性批判同样囿于主体哲学的范式,而未能真正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为此,哈贝马斯跳出主体哲学的范式,用交往范式取代主体哲学范式,用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由此走出了一条现代性的拯救之路。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哲学范式转换

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却造成了自由与意义双重丧失的现代性悖论,其实质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的意识哲学的必然困境.韦伯看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但由于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因此均难逃工具理性的桎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语言哲学的范式取代意识哲学,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拯救了"铁笼"中的孤独个体,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

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哈贝马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超越

形而上学批判是形而上学之后现代思潮的中心任务，也是哈贝马斯建立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哈贝马斯在厘定形而上学概念的基础上，并试图以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对之加以超越。本文认为，形而上学和后形而上学以及交往行为理论为不同的哲学范式，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演变过程是一种范式转换，两者之间存在断裂性。哈贝马斯的新的哲学范式——交往行为理论，正是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一种由沟通行为获取的新的统一性，给从形而上学中发轫而在后形而上学中又倍受质疑的现代性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平等的范式

平等是新自由主义的主题.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平等理论范式,它们分别是民主的平等、机会平等和资源平等.三种平等范式构成了新自由主义解决不平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为了彰显其平等范式的理论力量、特有意义及合理性,新自由主义内部展开了激烈竞争并直面对外部社群主义的严峻挑战.平等范式的竞争与挑战揭示了平等的理论限制与实践约束.平等范式自身蕴含了它的政治理想:实现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它以时代性的政治哲学的话语重新回答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所共同关注的何谓启蒙的问题.     

超越合作原则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范式转换之思

格莱斯提出的合作原则在阐释意义理解问题上与哈贝马斯定位于后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中的交往理性概念不无相似之处,但后者无论是就其范式转换的意义,还是就其反思的范围而言,都堪称是超越了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哈氏的后形而上学交往理性概念作为诠释意义理论的重要原则,是经验语用学视域中的合作原则所无法企及的。透过交往理性深入阐发哈贝马斯的形式语用学与以往的经验语用学的关系问题,可谓是进一步反思哈氏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一条有效路径。交往理性的超越性也恰好体现了其意义理论研究中的新范式。     

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范式"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究的启示

在当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对话范式"一跃成为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等主张只是揭开了当代西方哲学对话范式这首交响乐曲之序幕的话,那么马丁·布伯的"对话主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话伦理学"则以共同的理论旨趣把这首交响乐曲推向了高潮与极致。对话范式不仅是诸多人文学科走出自身困境的不二法门,同时也是中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重构的新的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时代进行"问题式"对话,与不同哲学形态进行"交往式"对话,与解释者进行"解释学"对话,才能使自身勃发生机与走向当代。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对马克思的反思

哈贝马斯在理性批判的路线上展开现代性批判,试图以交往行为理论重建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并以此反思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劳动范式"和具体结论.本文批判性地讨论了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反思,由此重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资本现代性批判范式的基本意义.     

理性的批判与重建——从普遍语用学的角度

近代以来的意识哲学因其对立式思维和工具理性而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进而招致来自方方面面的批判,但由于未能理解意识哲学的本质,这些批判仅仅形成了批判与解构理性的喧嚣话语,却未能从根本上走出意识哲学的桎梏.哈贝马斯在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了"重构式的科学"即普遍语用学,确定了互动交往中的基础规则,使理性重新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从而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哲学范式转换,为走出意识哲学的"铁笼"提供了可能性的路径.     

范式问题与问题范式:“中国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无疑处于初创阶段,研究范式的讨论对于该学科沿着规范轨道生长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哲学的实践使命与学科特质决定了范式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问题范式的形成。关注、解读中国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所以可能和得以建构的基本学术路径。解读中国问题,可以从哲学高度认知,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境遇定位,从当代中国人性的发展状态观照,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揭示。中国问题在于现代性的缺乏的根本特质决定了打通问题进入范式并形成问题范式之通道,以理性多元、立宪民主和公民理性为基本维度的公共理性成为极为重要而有效的理念诉求。以此为范导,立足中国语境,可以也应该构建起以问题为中心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     

“殷鉴不远”:当代中国的哲学建设必须直面由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的理论转型

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一种近乎普世性的现代主义发展潮流的诸多弊端日渐显露,并逐渐由强盛走向危机.这一危机最终导致了一种作为迥异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的后现代哲学范式的出现.后现代哲学范式转型包括理论场域上从思辨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转型,叙述方式上从独白模式向对话模式的转型,以及形态聚焦上从共时向度向历时向度的转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当中,我们也将同样不得不面临现代性的诉求和与之相偕而来的现代性危机问题.因此,作为时代精神表征的中国哲学在进行当代建设过程中,也需要在从事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同时,自觉地对现代主义思维范式进行一种新的反思,从而在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等研究领域开创一个由现代主义的思维范式向一种后现代的思维范式转型的新的理论时代.可以说,只有认识到这一理论转型的需要,我们才能使中国哲学建设跟上时代步伐并与当代人类哲学接轨,我们才能使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升到战略性发展的思考高度,在永葆其哲学的批判性和使其成为"时代的先声"的同时,为中国哲学发展迎来又一个新的"理论春天".     

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规范基础不明确,以及坚持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等方面的缺陷。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批判理论转向了工具理性批判,但这依然没能走出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哈贝马斯通过哲学范式的转变,即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建构了一种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交往理论,从而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早期批判理论。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研究在近百年的探索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四套集理念和方法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范式".冯友兰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模式和民族哲学模式两个部分,它第一次成功开启了以现代哲学视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道路.张岱年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形式和范畴分析方法,它特别重视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规范.侯外庐范式的主体部分由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与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构成,它隐含着一个从现实针对性出发理解文本的深刻洞见.牟宗三范式第一次以超越西方哲学的姿态来解释儒家哲学,它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康德的本体理论来揭示中国哲学的深度.这四个范式各有其优缺点,都一定程度上使古代文本在现代语境下获得了重新解读,但都未触及古代语境的自明前提.     

创新哲学的基本范式

创新是一种范式转换成另一种范式的过程 ,创新哲学其本质意义在于 :创新是超越常规和传统 ,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卓有成效地解决新问题 ,开辟新境界 ,进入新过程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活动的辩证统一的集合体。创新哲学的基本范式包括 1 2个方面     

中国传统哲学范式的近代转型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传统哲学范式发生了近代转型。传统哲学范式近代转型的基本路向有三个:一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二是“中体西用”之说的萌芽揭开了中西方哲学此消彼长的序幕,三是新的社会进步思潮相继出现,并与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相颉颃。中国哲学史上这种哲学范式的近代转型的完成应该说是完整的。通过转型,传统哲学丧失了它的主体地位,经学、理学渐成为历史性的概念,由主题变为背景,它的存在退隐到思想界的边缘。而西方哲学的观念、问题、方法和典范逐一进入到学术话语的中心地位。通过近代在哲学范式上的启蒙、反省和清理,既带来了传统哲学的部分解构,也促成了新的哲学范式的建设。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

本文认为,从马克思开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随着时代变化、主题转换,其理论形态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理论诸形态的演进.但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不足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创立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事.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析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期几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不仅寻求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且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上,进而从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为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论证,而这就涉及到了哲学上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尽管由于受知识储备及时间局促等条件限制,这些讨论尚欠深入,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换仍不失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果我们把"范式"概念限定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的意义上,那么,使用"范式转换"的论者,无论是认为这一转换是"从本体论范式向认识范式,再向人学范式的转换","从本体论哲学范式到认识论哲学范式再到价值论哲学范式的变革".从"物"的哲学范式向"人"的哲学范式转换,从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向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的转换,从"看世界的哲学"向"改造世界的哲学"的转换,还是"由朴素实在论思维方式向实践论思维方式的转换"等等,所欲说明的问题都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半个世纪的形态演变.将马克思哲学视为一种全新的实践哲学,而将它所批评的传统哲学归结为理论哲学,当能更好地表达马克思本人哲学革命的实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转换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