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再认识

关于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学界向来纠缠不清,褒贬不一,特别是自明代以后,七子的复古理论一直为世人所误解,所以,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七子的复古理论,是研究七子文学理论的关键。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实质就是反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七子派复古的目的就在于对于文学创作中的理学化倾向进行去魅,从而恢复情感在文学中的价值,可以说,重情就是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核心。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江南文化与明中期吴中文人团体

明代中期,在席卷全国的文学思想新变和复苏中,文学运动和文学派别表现得尤为突出,且南北方呈现很大的差异性。一是北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运动,一是南方吴中文人团体的文学活动。与北方文学的雄浑质朴不同,南方吴中文学多表现出缘情自适的文学风貌。这种现象从地域的角度考察与江南文化对吴中文人的浸润密不可分,同时这种地域性文学风貌又对北方复古及明代中后期文学发生着冲击与影响。     

再论明代复古文学的几个问题

明代文学的复古是明代政治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影响所致。故我们不能脱离明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孤立地来论明代复古文学运动。     

试论徐祯卿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

徐祯卿是明中期吴中文学的代表人物,与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并称"吴中四才子",同时又是明中叶影响深远的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成员之一。徐祯卿是明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吸取了吴中文学和复古派的长处,并能去其短处。当复古运动出现严重偏差时,他的诗歌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诗歌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     

明代政坛南北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

明代前七子的崛起,是政坛南北之争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前七子矛头所指———台阁体和茶陵派,是南方文风的代表;前七子倡导的秦汉文风和盛唐诗风,则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此前,南方文人在明代政坛和文坛上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前七子标榜汉、唐,含有为北方文化争胜的意味。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沉寂,亦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分化有关。对宋型文化的反省,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重要价值所在。     

岭南明诗选本中的复古诗学

明代岭南诗坛与复古派联系紧密。选本结合岭南明诗创作特色对复古派作出深入批评,并论述岭南诗坛在接受复古派创作手法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进而促使地方诗歌发展更为健康。选本还指出岭南诗坛对复古派的产生具有引领作用,而本地区不断出现的复古诗学大家和群体又为复古派持续繁荣拓展了空间。     

宏阔视域的建构 新人耳目的考论——读《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袁宏道在尘封三百余年之后的20世纪前期重见天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无疑具有开创之功,但周氏对公安派文学之近代化价值的判断主要建立在明代性灵派与复古派的二元对立认识基础之上。周质平《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1986年)批评了以"载道"与"言志"划分七子与三袁的做法,并质疑林语堂、刘大杰等人过誉袁宏道的行为。那么,性灵派与复古派关系如何?性灵说与王学关系怎样?性灵派文学的近代化价值何在?若想就这些问题     

论明代复古派的词及词学观念

复古派是明代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其诗文及理念多受到研究者重视,但对于其与处于共生态中“不振”之明词的关系及其作词和词学观念基本上没有得到关注。通过检索《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复古派成员作词情况,以相关资料进行佐证,发现明代复古派对明词演进既未促进也未阻碍;作词不以流派内部为限定,与当时社会普遍情形相似,词作多随所遇语境而生,词风往往不主一格,专业程度不高。他们的词学观念沿袭诗文理念,在词的起源、词的情感性特征、词的体式辨析等方面表现出与诗文理念内在的一致性。     

元明两代赋论述略

元明两代,以祝尧、刘埙、王世贞、胡应麟、陈山毓、张溥等人为代表的赋论十分活跃。元明两代赋论,以“祖骚宗汉”的复古理论倾向为主流,而与当时的学术及文学思潮相联系,表现出承前启后的历史风貌,在古代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法的构建

《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学科,教学方法需要不断的探索改革.本文拟从新课预热、物象还原、角色扮演、辩论启发式教学等教学方法的探索和实践切入,推进古代文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二十世纪前期文学研究中“复古”的审美意识

进化论传入中国,颠覆了历史循环论的专权,也成就了20世纪前期学术研究的伟绩,文学研究亦受其惠泽。但“复古”意识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作为一种美学思想仍潜存于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评价的底子里仍潜藏着对“复古”的美学思想的回护。而今,客观地审查“进化”与“复古”这一公案则可发现“复古”的审美意识实具有不可低估的学理价值。     

从汉语传统中两种“文学”观念看第三次“重写文学史”的趋势

文学史的重写以一定的文学观念为基础,同时又要以古代中国的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必然要以观念来指导对材料的选择与解释。而通过考察汉语言传统中＂文学＂概念的流变发现,文学观念有一个由古代的经验总结模式向现代功能性移植模式的突变过程。如何弥合当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实存之间的巨大差异,成为当下＂重写文学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鲁迅和严复

通过严复对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对严复的批评的阐释 ,旨在说明历史人物只有与时俱进 ,其思想才能永葆青春 ,否则就会陷入从“趋时”到“复古”的历史悲剧     

康有为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被视作糅和中西所形成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理论体系。康有为在构建维新变法理论时,始终处于维新和复古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试图以西学作为变法维新的武器,另一方面,他却又不能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康有为所设想的近代化道路必然是要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因而,他的最终失败也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     

作古非由我,居今多任情——中国传统文学欣赏启发下的古典园林创作

中国古代有着极为深刻的文学欣赏传统,它在中国的文论、画论、经典性阐释以及思维方式和审美活动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中国传统文学欣赏的精神实质、思想方法对古典艺术审美思维有相通之处。古典园林中的诗、画意向是处于理论思维的高度自觉之中,古典园林的审美与中国古代文学欣赏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论中医专业本科生应探索性学习古医籍

分析了中医专业本科生古医籍学习的现状,介绍探索性学习的方法,论述如何运用探索性学习法研读古医籍。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