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的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不仅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且有着西方近代文化危机的深刻影响。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现代新儒学表现出了与之有同有异的价值取向。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现代新儒学的这种状况显然是被动适应现代化的。辩证地看待现代新儒学的价值,并经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之是必要的。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意识彩态批判

现代新儒学思潮自产生以来,共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成为当代三大社会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学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复兴民族文明。它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思潮,大陆新儒学在历史观、文化观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时期,要有鉴别地加以审视现代新儒学思潮,使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有利资源。     

现代化的儒家回应:梁漱溟的新儒学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新儒学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面临迫切的现代化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学的现代价值,探索儒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在当前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历史表明,现代新儒家所憧憬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现代新儒学的“中国特殊论”辨析

现代新儒学以中国有落后的生产力,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文化而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中国特殊论"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对"生产力落后论"的最为有力的回击。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分析,说明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把中国文化和儒学等同,夸大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使现代新儒学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儒学,更不能简单等同于儒家的"心性之学"。马克思主义不否认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及特殊的文化,但反对"中国特殊论"。     

现代新儒学与民主法制建设

现代新儒家反对西化派的观点,反对把儒学等同于君主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把儒学同民主法制截然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其中固然存在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因素,但也存在着与民主法制兼容的因素,不能予以全盘否定。民主法制作为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新的社会组织技术,具有普遍可接受性。每个国家都可以选择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在中国建立和健全民主法制,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现代新儒家把民主视为"新外王"的重要内容,认为从儒家"内圣学"或"道德形上学"中就能开出民主来。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儒家的人格理论仅仅是民主政治文明建设的资源,要想把民主法制变为现实,还必须考虑其他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     

复兴儒学的根本意义:寻回民族魂

儒家文化的复兴在今天被频繁提起,乃是基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亟需获得一种持续支持的精神支柱,以凝聚整个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凝炼成为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化,也由此构成中华民族民族性的核心要素。重拾文化传统是儒学复兴的现实诉求;新教伦理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为重新认识儒家文化和复兴儒学提供了外在推动力;而儒家文化本身,也具有解决现代社会病的良方妙药。复兴儒学与其说是对文化传统的复兴,还不如说是对中华民族民族性、民族精神的复兴,其根本意义在于寻回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     

试论现代新儒学

随着文化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关于现代新儒学(或称当代新儒学)问题,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和海外学者的热切关注。本文想对现代新儒学的几个问题作初步的探索。一、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演变     

古代儒学与当今法治

现代法治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引进西方法治理念对于树立法治在中国的权威是必要的,但法治的完全西化却会使法治在中国因水土不服而名存实亡。儒学对国族文化有着深刻巨大的影响,从儒学之“仁”、“礼”入手,寻求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法治建立的意义所在,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同时,古代儒学也因与现代法治的交互契合而获得新的精神内涵。     

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危机

"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当代的发展趋向,揭示了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追本溯源,可以发现造成这种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的原因由来已久.而马一浮先生所代表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当代儒学持续发展动力的做法,对于解决"现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思想危机无疑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论现代新儒学中的政治自由主义传统

作为现代中国的两大思潮,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重要结果就是新儒学对自由主义一些思想观点的接纳与改造.于是,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现代新儒学中形成了一个政治自由主义的传统.该传统具有明确的理念结构,主要体现在性善论、人格主义、自由观、平等观与治理模式五个方面.这个传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试论儒学伦理对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现代价值

伦理道德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 ,是中华民族悠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精华 ,千百年来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针对目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继承的角度 ,本着创新的精神 ,探讨传统儒学伦理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因素 ,以期对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思想和方法。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以梁漱溟思想为例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说”分析世界文化，在乡村建设中接纳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并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中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而言，梁漱溟经历了从拒斥、批评马克思主义到认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在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文化主张下进行的，表达出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创造性、某些社会理想等方面的相通性，可以成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参考资源。     

试析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使命

历史地看,儒学曾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超稳定系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但由于其自身的建构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濒临消亡的遭难。负有救亡使命感的现代新儒家继绝开新,历经三代四群,诠释儒学精要,援引西方哲学构建儒学形而上的系统,使得儒学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有了话语权。而文化的全球化也为儒学的复兴带来了契机。     

儒学文化的现代意义

如果我们说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是在受到外来印度佛教和本土生长的道教的冲击后具有新时代意义的新儒学,并曾传播到周边国家,发生了重大影响。那么,现代新儒家则是在近世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但是,这第三期儒学的     

现代新儒学的佛学诠释——概论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建构

在中国思想史上,佛教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近现代以来,思想家们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试图通过儒学的自我变革和重构来支撑传统文化价值和回应西方思潮.在这一过程中,佛学以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思想家们重构儒学的重要理论工具.在此过程中,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不但影响大,而且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并在建构各自思想体系时都与佛学有较大关系.因此,以他们的思想与佛学的关系为中心,揭示佛学对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思想影响的主要特点以及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应当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课题.     

从后现代视野看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质

现代新儒学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现代文化提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表现出了立足于儒家思想的基本背景、力图成就一个更为合理的现代性的理论意向.现代新儒学的理论意旨,是力图对么于相对主义、平面化和碎片化,以深度整合的方式将作为人类文化之基本形态的宗教、哲学、科学乃至艺术在精神归趋上统贯为一,使之收归于"仁心".就处理宗教、哲学与科学之整体关系的基本取向而言,后现代主义与新儒家可以说是代表了面对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所可能有的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如何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一条"从容中道",以寻求人类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值得思之.     

儒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儒学在长期传播过程中被中华各民族所普遍认同和接受,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是与儒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密切相关的.儒学作为"大一统"的封建文化,既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封建制度的支撑作用,又有对中华大家庭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心理维系和文化延传作用.今天,发掘利用儒学中的积极因素,使之融入现代精神文明中,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以唐君毅道德形上学为中心

［摘要］新儒学在中国哲学范式现代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以其成熟的理论体系、概念系统、话语转换、学术系谱和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现代新儒学所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思想体系集中彰显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学术特征,突出展示了其理论成就。唐君毅会通中西,融贯三教,创造性建构了一个以心灵生命为体,从三向三观的角度开出三类九重之境的道德形上学体系。这个体系不仅继承和阐释了儒家传统,凸显了儒家哲学所具有的内在超越精神,从而在理论上为寻求儒家的精神追求完美实现提供了可能,圆润了儒家心性论。同时,这个体系也十分鲜明体现了现代新儒学所独具的学派特征,充分展现了现代新儒学为推进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所做出的实际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