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杜马问题的辩证分析、对召回派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低潮时期,列宁改变革命高潮阶段对杜马的抵制策略,将杜马视为合法斗争的重要方式并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积极参选第三届国家杜马。然而党内出现了不顾客观形势变化而盲目抵制杜马的“左”的召回派。他们只看到杜马作为资产阶级机构的反动性,却忽视了无产阶级借助杜马推进革命进程的迫切性。对此,列宁从实际出发辩证分析了抵制杜马的原因,揭示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内在的辩证法”,批判了召回派“离开党的政治路线”、僵化教条、“左”的取消主义的错误。列宁的批判还具有对召回主义背后哲学唯心主义元批判的深层次逻辑。列宁对杜马问题的辩证分析及对党内错误思潮的批判,推动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也对当前坚持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地解决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俄国代议制机构嬗变的历史考评

自20世纪以来,俄国代议制机构经历了从国家杜马到苏维埃,再从苏维埃到国家杜马的两度更替。与旧国家杜马和苏维埃相比,重建的国家杜马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俄罗斯仍没有因此而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在代议制机构的嬗变过程中,影响变革的因素很多,其中,前代议机构地位和功能的衰微、领导者政治理念的不同和俄国特殊的国情特征是促使嬗变发生的主要原因。苏维埃取代国家杜马后又被国家杜马所取代的历史启示我们,代议制机构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制度建设的加强、政治文化的培育,以及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基础上的改革与创新。     

1905-1917年俄国国家杜马制度实践的历史意义

1905年到1917年国家杜马的设立和实践,是俄国实现政治民主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改革步骤,杜马的设立虽然保留了许多封建残余,但是仍然具有极大的政治进步意义,对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1905-1917年俄国国家杜马的政治实践是介于两种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的政治体制,它不仅冲破了沙皇绝对君主专制的统治,同时,也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立国家杜马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雇农的国家永远不会变成民主制度”

10月28日,索尔仁尼琴向国家杜马的代表们发表了演说。他在阔别祖国期间满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人民所受痛苦和灾难的同情,对人民不满社会现状的同感。作家希望把普通俄罗斯人的委托和要求、把他们对当权者的政权的活动所作的公正评价告诉立法者。杜马代表按不同的方式对待他的话、他的评价、他的看法。但索尔仁尼琴的演说显然成了杜马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我们发表的是他的演说中录音录得最清晰的一些片断。     

沙皇专制制度与国家杜马

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度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农奴制度残余之间的矛盾仍十分尖锐,终于爆发了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迫使沙皇政府颁布“10月17日宣言”,准备召开“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从1906年5月召开第一届杜马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先后召开了四届国家杜马。沙皇的立法权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从而失去了它的无限制的性质。沙皇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俄罗斯主要政党经济纲领的演变

本文主要对1995年和1999年两次全国杜马选举中支持率超过5％的各政党、集团的纲领文件进行专门分析。     

论俄国“六三政体”的深刻危机

1907年6月3日,俄国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按6月3日选举法产生的第三届国家杜马在此后不久开始工作。沙皇依靠这届杜马内部的两个多数,即右派和十月党、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多数,打着“立宪”的旗号,建立起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同盟,妄图继续维持腐朽的专制制度。所谓六三政体,不仅仅是指第三、四届国家杜马内部的结构,而是1907年以来俄国政治制度的总称,它涉及一系列政治关系:国家杜马与国务会议、国家杜马与内阁的相互关系及国家杜马内部的力量对比。苏联及国内史学界历来有六三政体一直延续到二月革命的说法,这意味着承认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同盟一直没有彻底破裂。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而是认为,六三政体自产生后没过多久就出现了裂痕,内部矛盾日益加深,致使它在大战前夕已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之中,在大战中彻底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俄国自由主义运动迅速调整了策略,在支持战争的旗号下,广泛联合各阶层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成立杜马反对派联盟,积极参与共济会政变密谋,要求改变国家治理方式,实行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作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力量之一,自由主义运动加剧了沙皇政权的危机,推动了俄国的政治变革进程.     

斯托雷平与俄国第二届国家杜马

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后,斯托雷平出任总理大臣。与筹备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维特不同,斯托雷平在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幕前就积极对杜马展开活动。在与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接触中,合作成为双方的共识。但是,双方的合作是短暂的。经过农业改革问题、祖拉波夫事件、奥佐尔事件,斯托雷平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策略由寻求合作转向变更选举法,其目的是寻求务实的合作。     

1905-1906年的俄国国务会议改革

20世纪初，随着俄国国家杜马的建立，原本存在近百年的国务会议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从沙皇的法律咨议机关变成享有一定立法权的议会上院。本文拟研究1905-1906年国务会议改革的过程，指出改革的目的是使国务会议成为沙皇与国家杜马之间的缓冲器，其实质是沙皇以此抑制国家杜马的立法冲动，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     

对俄国体制和激励机制的再考察(下)

联邦制 从根本上说,和总统相比,杜马在宪法上的地位还是不能和总统相提并论,这一点可能缓解双方的冲突,而且两院622名中有397名是由和俄国现有联邦结构相一致的地理上不同的选区选举出来的,因此大部分代表的动机最终将来自对当地选区的关心,这就提出了一个联邦制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也是联邦体制和代议制结构是否相一致的问题。     

嵇辽拉:传播儒学的俄籍中国人

莫斯科喜迎孔子铜像 2000年7月下旬,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传来消息:莫斯科市杜马通过决议,同意接受中国香港孔子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捐赠的一座高5米、重3吨、造价5万美金的孔子铜像,以及汤先生为“俄罗斯孔夫子基金”的建立所捐献的2万美金。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也明确表示,同意将这尊孔子铜像安放在“俄罗斯各国人民友谊大学”前面的广场上。这就表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铜像将巍然屹立在俄罗斯大地上。     

俄国“六三政体”的彻底崩溃

1907年6月3日,俄国内阁总理斯托雷平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颁布新选举法。同年11月,第三届国家杜马按6月3曰选举法产生,确立了贵族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形式。此后沙皇政府采取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的策略,利用杜马中的两个多数,即右派和十月党,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继续维持摇摇欲坠的王朝。从第三届国家杜马起,这种贵族地主与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形式,史称“六三政体”。但是几年之后“六三政体”就出现了     

卡尔梅克国立大学——蒙古学界的一颗新星

卡尔梅克蒙古人是 17世纪初留在俄罗斯伏尔加河一带的卫拉特人的后裔 ,他们经历过复杂而丰富的生活 ,饱经沧桑。长期以来 ,他们生活在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中间 ,只有10 %的人懂得蒙古语。除了一些基本的词汇和畜牧业方面的专业术语与蒙古语一致外 ,其它词汇几乎全部是借用俄语的 ,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名词术语。直至 192 0年成立卡尔梅克自治省 ,其政治地位才得到了保障。1935年 ,成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苏联解体后 ,1992年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同年 ,俄罗斯联邦杜马通过了相关决议草案 ,其政治地位逐渐升级 ,这无疑加…     

论“三通”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并非同类著作,却被人们合称“三通”。至迟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命开“三通馆”,编撰“续三通”和“清三通”,所谓三通、九通之类名目,就由此入了中国目录学史,并为中国史学史所沿用。以往的中国史学史,多半是历史编纂学史,向来赋予材料的分类以过大的注意。但即使依照乾嘉以后流行的史部分类法,三通之名,也说不通。杜佑的《通典》,与马端临的《通考》,无疑有亲缘关系。而郑樵的《通志》,则分明属纪传体通史,怎能视作杜马二书的族类呢?     

中国“草”

如果竞争力极巨大的森林茶叶——中国茶不从遥远的东方传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谁知道，说不定我们至今在家里喝着的仍只是有益于健康的像莓实茶或者越桔或者牛至这类极为普通的茶。中国茶虽不是草，而是一种晒干的灌木丛叶，但仍可称其为中国干草。1638年，俄国大使斯塔里科夫给莫斯科大公米哈伊尔·费德洛维带来了蒙古汗赠送的4普特(约65公斤)茶叶作礼物。大使担心大公会不高兴，请求将这干草换成毛皮或者宝石，但蒙古汗仍坚持送了茶叶。起初，贵族们并未能喜欢茶叶的苦涩味。但后来，他们发现在教堂长久祈祷时或杜马令人疲倦的会议时喝茶…     

常用词"袂/袖"更替演变考

"袂"和"袖"在"衣袖"这个义位上,形成同义关系.东汉时期,口语中"袖"已开始了替换"袂"的进程,魏晋两朝更替进程加快,最终在唐代口语中完成了"袖"对"袂"的替换.     

汉代巾舞长袖舞向着歌舞戏发展的演变态势

汉代巾舞、长袖舞作为舞蹈艺术的艺术表演中融入了"稽戏"、"伴唱"、"抃歌"等艺术表演形式,为原本属于"形体叙述"的巾舞、长袖舞增添了"歌诗叙述"和"角色叙事"的手段和功能。"歌诗叙述"的出现,既丰富了巾舞、长袖舞的情感表现能力,又为巾舞、长袖舞以"形体叙述"而演绎"故事情节"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形体叙述"的"角色化"转变成为可能。"戏楼"的"前台"和"后台"的设计,为演员在表演空间上的转化提供可能,作为"专业性"的"表演舞台"意味着舞台条件的成熟。东汉中晚期巾舞、长袖舞艺术表演形式,已经具备了向"歌舞戏"发展的必备条件,其发展演变的态势已然出现。     

"大/小+动词"不对称性考察

现代汉语中的"大"和"小"都具有修饰动词的能力,但是动词的各小类与"大"和"小"的搭配情况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很多动词能够受"大"修饰,但是不能受"小"修饰,即使有些动词能够既受"大"修饰,也受"小"修饰,也具有语义和语用上的不对称.这种现象主要与人们的认知规律及"大"和"小"意义的宽窄有关,"大"具有很多"小"所不具有的意义.     

语言与文字之华:"隐喻"·"比兴"

以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从语言文字角度,提纲挈领地研究了"隐喻"、"比"、"兴"的异同,得出以下结论:这三个概念虽共有类比性、暗示性,但"比"中"源范畴"与"目标范畴"的关系较"兴"更显明且逻辑性强,与"隐喻"一致.相较于隐喻"两点一线"的逻辑认知功能,"兴"的工作机制呈现为多维的、并置呼应的直觉共鸣,反映出中国二元互动有机思维.同时,西方的"象征"因其"象"与所"征"约定俗成关系,类似中国"香草美人"手法,所以同于"比"和"隐喻"而异于"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