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友之悲剧及其成因略考

唐仲友是南宋中期金华学派中与吕祖谦同派不同流的著名学者,首创经制之学,其学术思想重事功实用,在南宋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其生前身后之遭遇与吕祖谦相比,却颇具悲剧性.本文对唐仲友身后湮没无闻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构建宽松的政治生存环境和学术环境,消除学术流派门户之见,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对繁荣学术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试论西周实行分封制的前因后果

在西周史研究中，“分封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由于夏、商两代也曾有过分封的先例，似乎西周不过是因袭而已，或者认为是权宜之计，所以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西周分封诸侯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具有了不同的性质。西周的分封制度不仅仅是一项政策，而且已...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西周时期的淮夷及相关族群

淮夷作为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族群,并非淮河流域的土著居民,而是经周公东征和齐、鲁分封后被迫南迁至淮河流域两岸的东夷分支。而与之相关的"南淮夷"主要是指西周中期遭受周人重创后,再次南迁至淮河南岸的淮夷分支,而所谓的"南夷"盖为南方之夷的总称,应涵概淮夷、南淮夷在内。     

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

《公羊传》的大一统理论是对西周、春秋以来大一统思想的理论总结,其基本内涵是"重一统",具体内容包括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周代的大一统思想,是西周封建和分封制度的产物,它源于西周分封诸侯的历史实际及西周封建所造成的三大认同观念:天子至上的政治认同、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思想观念由西周封建所开创,是西周王朝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之一。     

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转折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社会制度出现转型,文化学术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伴,古代文艺思想也发生了第一次重要转折:从王官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转而为诸子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诸子之学虽然由以六艺为代表的王官之学发展而来,但二者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学术系统,在这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文艺思想也在基本旨趣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孔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性人物。     

近现代之交的中国诗学转型与王国维的学术使命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先驱.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现代之交诗学转型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何在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再造中国现代诗学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核心主题.19世纪中后叶的文学革命已经开启了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诗学转型,而深厚的中西学术素养,毕生以学术为己任的执着追求,使王国维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近现代之交包括诗学在内的现代学术转型的开路先锋.     

“哲学”: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

自16世纪末叶以降,Philosophy即传入东亚文化圈,欧洲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相结合,将其音译为"斐禄所费亚",又意译为"学文"、"理学"、"性学"、"爱知学",然播传不广。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纵深发展,作为形上之学的Philosophy更受重视,日本启蒙学者西周将其意译为"哲学",并于清末民初传入中国,逐渐定型为一个学科名目。"哲学"经历了中—西—日文化的互动,达成概念的涵化,是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     

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通考

中国历史纪年可由《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所见的鲁国纪年上溯到西周初年。推求西周王年,现存鲁国纪年仍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参照系统。以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贯通考证,可为西周史及鲁国史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年代框架。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探析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学术命题 ,在近代学术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该命题的学术渊源可追溯到《汉书·艺文志》、章学诚、龚自珍以及刘师培的祖父刘毓崧 ,但是对此作系统阐述的是刘师培。刘师培认为“古学”形成于一个以宗教、实验为背景、以“王官”为主体的礼制文化传统 ,这对于认识上古社会的真实面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还进一步指出“古学”与王官中的“史官”关系尤为密切 ,并且还解释了古学掌于史官的原因、弊端。最后刘师培得出古学不仅缘起于史官 ,而且古学的兴起又是对史官的反动这一结论。刘说在近代学术史上不乏立异者与同调者 ,但是刘师培对该命题的论述可以说“成一家言”,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     

商代“分封”说质疑

关于商代有无“分封”,这在史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商代的所谓“侯国”,是商王朝对其四周“方国”进行武力征服的直接产物,名副其实的称谓应是“服国”,它同西周王朝在对其四周进行武力征服之后通过“分封”的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封国”,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分封实始自西周,商代并无分封之事。一、西周的“分封”与“封国”分封一词,源于《左传》定公四年的“分鲁公以……,封于少(?)之墟。分康叔以……,封于殷墟。分唐叔以……,封于夏墟”,指的是周初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如细加区分,分封一词的“分”字,是说受封的诸侯国是由西周中央王朝分出去的(即派生出去的),强调的是诸侯国对周王室的隶属关系;封建一词中的“建”字,是说由周王室派出的受封者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西周音乐教育制度中审美意识的萌发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对音乐的论述多从政治、伦理、哲学等层面综合阐发音乐的意义.周公建立初期,建立了严格的礼乐制度,并在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音乐教育学校.中国美学思想理所当然是以西周的哲学观念、礼乐文化为胚基而生长发育的.这使中国美学充满一种易准天地、弥纶大道、参赞化者、契合真宰的生命精神,充满一种生气贯注、蓬勃旺盛的生命动力.在西周时期的音乐教育制度中透露着对生命个体的关怀,教育中显露出西周时期审美理想的追求.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音乐教育制度、审美意识以及和现当代音乐教育的联系进行简述,旨在从西周时期的音乐制度中梳理出处于萌芽阶段的审美意识.     

胡适的述学文体(上)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中最具文体自觉的学者之一。胡适的述学文字比其学术观点具有更悠久的学术价值。文章通过对胡适述学的概念、述学文体的选择以及胡适的述学与他的名学根基、演讲兴趣的关系等阐释 ,论证了胡适述学在文学史与学术史上的深远影响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     

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胡适的述学文体(下)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中最具文体自觉的学者之一。胡适的述学文体比其学术观点具有更悠久的学术价值。文章通过对胡适述学的概念、述学文体的选择以及胡适的述学与他的名学根基、演讲兴趣的关系等阐释 ,论证了胡适述学在文学史与学术史上的深远影响。     

先秦史官文化及其文学意蕴

中国史官文化萌发于殷末,形成于西周,“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和“巫史合一,瞽史合一”是其两大特征,前者显然不利于文学摆脱对史学的依附关系,后者则又促进了史学本身的文学化。春秋时代出现了史职泛化、文化下移的现象,儒家的“六经”一方面使原有的史官文化从制度化走向理论化、经典化,系统化,另一方面则通过形式化和主体性的加强而进一步推进了史学的文学化。继春秋士子文化对史官文化的冲击之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进一步瓦解了一统天下的史官文化,与此同时,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学形式也迅速成熟起来并获得了相对的独立,但史官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却仍然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王国维"为学三变”缘由探析

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其独特的个性和成长经历,又使王国维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他在治学上涉及多个领域,并都卓有成就.本文主要就其治学转变的原因作一分析和探讨,通过其"为学三变”,来了解王国维的个性及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