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于CHARLS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我国快速老龄化和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结合老年人储蓄偏好和消费特点,构建家庭消费计量分析模型,文章利用CHARLS2011、2013、2015年微观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随机效应模型划分年龄层次和消费类别逐级估计,重点考察老年人储蓄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老年人储蓄水平越高,对家庭消费的促进能力就越强;分城乡来看,农村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更大;按年龄组别来看,中、低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高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按消费类别看,老年人储蓄偏重于家庭基本生活、教育文化、健康等刚性消费支出,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储蓄对不同消费类别影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日常支出、医疗保健和耐用消费品等方面。此外,研究还发现,老年人拥有房产对家庭消费具有非常明显的提振作用,家庭收入和老年人借贷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显著。     

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31个省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数据,基于居民总消费分解模型,进行省际面板回归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中国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二,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农村向城镇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三。考虑到城乡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差异,文章认为,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路径将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和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并提出通过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放宽并完善人口迁移政策等建议。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与农民的医疗保障

文章运用2004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是否解决了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试图从微观层面探讨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步履艰难的原因。该研究建立了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及医疗支出的选择行为两个决策模型,结果表明,自评健康状况非常好及差的农民均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即农村合作医疗组织不仅存在逆向选择,分散农民医疗风险的能力也较弱。从医疗支出模型来看,农村居民是否有医疗支出及医疗支出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疾病的严重程度,而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对此无显著性影响,可见,中国目前推行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为农村居民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     

社会养老模式下的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基于模糊断点回归的分析

应用CHARLS 2011／2013全国基线调查数据，研究我国现行社会养老对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的影响。模糊断点回归结果显示，养老金提高了老年群体的住院医疗服务利用，有效挤入了老年人的医疗服务消费，而且与基本医疗保险存在互补作用；进一步研究证明，养老金对家户医疗消费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改变了家庭消费结构，增加了个人医疗支出占家户总消费的比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参保群体的家庭医疗开支压力。因此，政府在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全民覆盖的同时，有必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实现养老模式的互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养老账户和医保基金支付的潜在压力，促进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三大支柱比例的合理化，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形成社会养老保险的长效机制。     

土地医疗保障能力及其对农户参加合作医疗意愿的影响

土地一向被视为农民的天然保障，然而在农民非农收入渠道增多、土地收益的重要性下降的情况下，土地能否有效地承担起家庭医疗风险负荷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样本农户的土地收益和医疗支出，认为土地对于相当一部分农户已不具备足够的医疗保障能力，并进一步通过逻辑回归证实了土地保障能力在不同地区和农户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于家庭和合作医疗在防范疾病风险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性，土地医疗保障能力对农户参加合作医疗的决策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推进以重建合作医疗为方向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和农户在土地保障能力和合作医疗需求（参加意愿）上的差异。     

家庭承诺支出、消费习惯形成与风险资产配置

考虑家庭承诺支出和消费习惯形成等因素会改变最优风险资产配置比率.本文建立了基于家庭承诺支出和消费习惯形成不同约束形式下的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理论模型,设计对应的代理变量,以课题组2015年采集的《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调查问卷》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代理变量的家庭不变承诺支出会降低股市参与率,但对风险资产持有比率影响不明显;以家庭上学人数为代理变量的可变承诺支出影响不显著,健康状况对股市参与率和风险资产持有比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医疗保险无法对这一承诺支出起到很好的对冲作用;作为外部习惯形成代理变量的城市整体消费情况并不影响家庭股市参与率,但会增加风险资产持有比率.     

社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反事实估计

人口老龄化使老年人社会医疗保险和医疗消费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但目前中国仍然缺乏对医疗保险影响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的准确估计。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城乡居家养老服务"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估计社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医疗保险会显著增加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其中,老年人获得医疗保险会平均增加医疗消费约900元/年,城市老年人获得医疗保险后医疗消费约增加1 200元/年,男性老年人获得医疗保险后增加医疗支出约1 000元/年。在估计结果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医疗保险需要与获得的非匹配性等问题,并提出强化基本医保制度底层福利设计等建议。     

人口流动、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利用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省域数据,从四个截面考察人口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与健康状况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人口流动通过直接与间接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外流与老龄化均不同程度刺激、助长了农村居民消费。完善农村的社会养老及医疗保障体系、适度发展老年产业、规范和鼓励农村人口流动为现时期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中国农村儿童健康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测度了中国农村儿童健康不平等程度,重点计算了收入、医疗保险、母亲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回归基础上的集中系数及其分解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高收入家庭儿童的健康状况更好;健康不平等主要的贡献因素是父母亲收入、母亲教育程度、母亲工作状况、父亲身高等：收入对于儿童健康不平等的贡献最大,但不同的收人类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父母亲的工资收入对于儿童健康不平等的贡献为正,收入不平等会扩大健康不平等;医疗保险的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进一步强化了健康不平等。     

物质剥夺视角下的农村绝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物质剥夺视角下构建农村家庭致贫机制框架,使用河南和陕西两省农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物质剥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总样本中有35.92%的农户至少在一个维度上发生物质剥夺,在发生物质剥夺的样本中,其平均剥夺维度数为1.53。在所有六个维度中样本农户在住房和医疗两个维度的剥夺比例最高。农户物质剥夺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尽管较高的家庭收入有助于降低农户物质剥夺发生概率和剥夺程度,但当充分控制其他经济资源和基本需要因素之后,家庭收入对物质剥夺的解释力度显著下降。回归分析发现除家庭收入之外,家庭资产存量、医疗保险、信贷支持和政府救济在缓解农户物质剥夺方面均能发挥出积极作用,而成员较差的健康水平及发生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则会显著提高农户陷入物质剥夺的可能性及剥夺程度。传统的收入贫困测量框架在识别绝对贫困农户方面存在较大的偏误,单纯的收入救助也不足以帮助绝对贫困农户真正脱贫。除了收入扶持之外,在农村减贫政策实践中还应当重视提高农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信贷和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通过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降低健康冲击对农户福利的负面影响。     

农村民间借贷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效应——基于新疆的经验分析

基于新疆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选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农村民间贷款方放贷行为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以及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U)模型,估计农村民间贷款方的放贷行为对新疆农户家庭纯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效应,并通过平衡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验证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研究结果表明:所有样本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均不同程度受到了农村民间贷款方放贷行为的影响,其中,农村民间贷款方的放贷行为在1%水平上显著促使农户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329万元,在5%水平上显著使得农户家庭纯收入和家庭生产经营投资分别平均减少1.454万元、0.126万元,说明农村民间贷款方的放贷行为促进了农户家庭生活消费,同时又抑制了农村家庭纯收入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行为,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新疆农村民间借贷对农户家庭正向驱动效应的政策启示.     

金融周期、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基于收入来源和收入群体视角

文章结合金融周期理论分析了金融周期对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并利用199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研究表明:(1)消费顺金融周期变动,正向金融冲击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负向金融冲击减少居民消费支出。(2)收入差距不仅抑制居民消费支出,而且对消费顺金融周期性存在显著负面调节效应。收入差距会削弱正向金融冲击对消费支出的促进效应,加剧负向金融冲击对消费支出的削减效应。(3)从全国层面看,城乡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负面调节效应更大;分区域看,城乡工资性、经营性收入差距对中部负面调节效应更大,城乡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差距对东部负面调节效应更大。(4)城镇中高、中等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负面调节效应更大。降低收入差距对消费顺金融周期性负面调节效应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持续恢复应精准收入来源、收入群体和区域施策。     

河南省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7～2008年年度资料对河南省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与消费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少儿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影响,老年抚养系数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提出通过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细分市场来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对收入的影响——来自内蒙古赤峰市农村地区的证据

大量闲置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流动出来 ,显著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其影响机制是 :　　虽然外出劳动力户的家庭总收入低于非外出劳动力户 ,然而 ,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 ,却要大于非外出劳动力。在影响劳动力外出决定的因素中 ,交通条件的影响并不大 ,而那些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和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 ,更容易外出打工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保险支出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保险支出水平之间的关系。利用30个省市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线性模型修正异方差与自相关后，发现：在全国层面，计划生育政策无论与总社会保险支出，还是与分类的养老保险支出、医疗保险支出、工伤保险支出、生育保险支出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从分省数据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越严格的地区，养老保险支出与医疗保险支出水平就越低。     

人口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法

本文采用1996～2015年的31个省市自治区宏观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居民消费的数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受教育程度对消费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且人口受教育程度对中等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略大于高、低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这说明中等消费水平的居民消费受到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加敏感和有弹性。另外，模型中其他各解释变量系数在各分位数上的差异不大，说明这些影响因素对于不同消费支出水平的消费影响没有太明显差异。     

中国农村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研究

本文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和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等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1～2009年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负相关,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而农村人口性别比系数的稳健性较差。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内部差异及影响因素

农民增收一直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促进农民增长不仅是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同时也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及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非农收入的比重持续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特点、内部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家庭教育支出决定因素分析--来自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北京、辽宁、浙江、广东、四川与陕西2002年和2009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与扩展分析。结论表明；（1）2002年家庭教育总支出的收入弹性大于2009年的家庭教育总支出收入弹性，且2002年的收入弹性大于1；家庭教育支出行为与户主年龄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且女孩比男孩获得更多的家庭教育资源；（2）各分项教育支出中，培训费支出受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最大；（3）城市人口规模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4）总体而言，妻子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大于丈夫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受教育年限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