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角下秦汉时期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研究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秦汉时期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及其历史特点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独特性的一个缩影。在中央层面,以皇权为中心,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且相互制衡;在地方层面,以皇权和中央权力为中心,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一且高度集中。这一历史时期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展现出了实践理性、私有特质、大一统社会状态和社会文化下权力关系模式的"同心圆"规律。这一权力关系模式及其特点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缩影,对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权与行政权权力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启示。     

布政司与明代司法——以明代《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布政司掌一省之政,主管民事,既往研究对于明代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鲜有关注。通过《四川地方司法档案》这一目前仅见的明代地方司法档案,可以发现明代布政司在立案、审问以及详谳等司法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明初设计的省级司法格局中,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均有自己的位置和职掌,省级司法没有、也不可能全部归属按察司,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百姓告诉相对自由,案件司法权相对开放,在追求公正无枉的目标下,布政司、按察司与都司在司法中的协调与牵制明显。本文从讨论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出发,分析和展示明初的地方司法格局;并以此视角,重新审视明初地方最高机构,即都、布、按三司之间的关系。     

论唐代中央对疑案、要案的审理

唐代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大理寺为名义上的最高审判机构。全国的疑难案件、重要案件,除三大法司协同审理外,还要受到行政权的影响,尤其是皇权的影响和控制。唐代皇帝与中央其它行政官 员常常采用“三司推事”、集议、复议、设诏狱等方式参与疑案、要案的审理。     

论明代皇帝司法审判权的扩展与特色

明代封建皇权极度膨胀,在司法审判权方面主要通过奏裁、复核等形式使之权力进一步扩大,并形成明朝宦官参与司法,代皇帝行使审判权的特色.     

皇帝制度的另一面——以高宗龙朔二年的两道制敕为中心

皇帝制度之下,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此权力通常也称作"皇权".在唐朝的制度中,法律的制定之外,日常皇权是通过"王言"来实现的,"王言"就是皇权的日常表达式.那么,作为皇帝本人与皇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通过龙朔二年的两件诏书,这里展示皇帝意志遭遇挫折的过程,试图揭示皇帝制度的另一个面向.这对于认识皇帝制度的丰富性,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司法独立的理性思考

司法独立在当代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原则.司法独立包含三层含义:司法权独立、法官司独立,其中法官司独立是核心.论述了相对于行政机关、权力机关、政党和社会舆论,司法应保持其独立性.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影响及其原因考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政治权力上,官员的任免权及赏罚权受到士大夫们的限制和阻挠;在财权方面,为防止皇帝挥霍,财权归户部和三司,皇帝无权掌握国家财产,皇帝的私人内藏库也要置于朝廷的监察之下;在军权上,皇帝的军事决策并非一人独裁,要经过与士大夫商议后方可施行,有时皇帝的军事决策甚至被否决;在生活事务方面,皇帝后宫私生活也要受到大臣的限制,皇子及皇后废立都需经过士大夫讨论通过,此外宗族事务也受到士大夫的严格监管。宋代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但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无法动摇至高无上的皇权。     

论司法权的国家性

在权力属性上，司法权是二种国家性的权力，而不是一种社会性的权力。司法权的国家性主要体现在司法权的非社会性、非政府性和非地方性上。司法权的国家性决定了现今的司法改革必须从国家权力结构重新分配的高度来进行，而不能仅仅是司法机关的自我改革。     

浅析司法权的优化配置

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优化司法权配置。在司法权的外部关系上应重新确立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并从制度上确保司法权独立。在司法权的内部关系上,应明确界定检法两部门的职权,克服检法两部门的权力冲突;在法院内部,领导和监督机制也应有些调整,规范司法行为,不断完善司法独立,以实现并保障社会的公正和正义。     

审判权与西周国家权力的构建

西周王朝司法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授权, 即通过审判权之个别授予方式, 而不是建立专门的司 法官员体系来实现王朝的司法职能。 审判权在西周国家权力构建过程中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 被授权者以王 朝代言人的身份处理争端、 消除纠纷、 团结力量、 控制权贵, 既贯彻了王朝的意志, 也使西周国家的公共权 力色彩得以体现。 不过西周特殊的政权体制与权力配置方式, 又使其审判权始终存在着弱化国家权力的反作 用, 其突出表现是世族政治控制司法权, 继而侵蚀国家权力。 准确认识西周司法模式的独特性, 对于分析 《周礼》 等传世文献与金文资料之差异原因, 进而探究早期中国法律的演进轨迹是至关重要的。     

论宋代皇权对司法的控制

宋代皇权对司法的控制非常严密。宋代皇帝掌握了死刑的判决和复核权，有权直接下诏并选派官员承审案件；亲自虑囚，裁决狱讼，并可使用御笔手诏，对案件直接作出最后裁决；还通过裁决有争论的重大案件、增加司法监督机构、严格选任司法官员等措施强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这些措施对改变唐末五代司法的弊端具有积极意义。     

司法民意与法官的职业化思维

司法民意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一种于司法有益的支配力量,也可能损害司法公正。这种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民意与法官职业思维的不同。在对案件裁决的过程中,法官的思维首先应当符合法律适用的一般思维模式,其中还应该包括对可能影响司法结果的民意保持警惕。     

司法中立的法理思考

指出司法权是判断权,司法是判断的过程,只有判断者的态度是中立的,才可能产生准确、公正的判断。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必须确保司法中立。文章从司法中立的内涵、必要性及其意义出发,运用法理学实证分析和价值分析的研究方法,重点从程序保障、司法权之地位、司法独立等方面阐述了如何确立司法中立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     

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司法理念的法理建构

我国司法理念的构建必须理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具体包括:司法定位的社会性和权利性,司法立场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司法过程的程序性和经济性,司法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加强司法主体的道德建设与制度规约：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是深化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主体司法行为的理性化又是公正司法的基本前提。道德建设是实现司法主体司法行为理性化的内在要求;制度规约是实现司法主体司法行为理性化的外在条件。由此决定了我国在培养司法主体司法行为理性化的过程中,必须把加强道德建设与强化制度规约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作为其重要保障。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我国私权保护的成本选择与司法改革

我国对私权的保护从立法到法律的运行均比较滞后,权利主体进行权利救济时将救济成本作为重要的因素以决定权利人采用何种救济方式,国家司法机构则提出司法公正的要求,同时国家也承担着为追求公正而应付出的司法成本。经济全球化势必带来法律理念的变革,成本的付出更应以司法的公正、权利的平等为先导,就此国家应进行一系列的司法改革。     

在“治法”与“治人”之间——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思想研究

黄宗羲在继承先秦思想家的基础上,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强调治法对于治人的优先地位。他对理想的治法做了具体的设想,主张设置宰相,建立学校,恢复方镇,以外在的形式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从而使其认识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黄宗羲并没有否定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治法主张最终仍然滑向了对治人的期待。     

中兴名臣,一代儒相——刘健生平事迹述评

明自英宗以后 ,王朝每况愈下。独有弘治一世 ,政治清明 ,百姓安居 ,堪称“中兴之世”。是时涌现一大批良臣贤相 ,刘健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为内阁首辅当朝八年 ,辅佐弘治皇帝革除弊政 ,励精图治。其为人正直 ,敢于犯颜直谏 ,被弘治视为心腹临终托孤。作为顾命大臣 ,刘健对荒戏的武宗极力匡扶 ,屡次上疏极谏。最后去权阉不成 ,忿然请辞     

论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体制保障。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司法独立包括司法权独立、审级独立和法官独立。将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一种偏见、误解。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而不是事无巨细越俎代庖。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而是辨证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