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叙事：客观真实性与主观倾向性间的博弈

新闻叙事是叙述者对新近发生的事件重塑的产物,新闻叙事不是事件“脉脉的自我显示”,而是叙述者通过叙事话语对原事件的“指称”和“命名”。叙述中,新闻的客观真实性要求与语言的主观性倾向相冲突：在对所叙之事的选择上,一方面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事件的始末;另一方面,框限系列事件中的局部事件,以传达一定的价值理念。在叙述主体的介入上,新闻叙事一方面努力营造主体不在场的假象,另一方面,主体又以言者主语、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化的身份介入叙事,主宰叙事的进程。新闻的客观真实性要求与语言的主观性倾向决定了新闻叙事只能是在客观真实与主观倾向性之间博弈并寻求最佳平衡点。     

黄哲伦——美国华裔戏剧发展的缩影

美国华裔戏剧是美国华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以来,优秀的美国华裔剧作家不断涌现,他们的戏剧作品成为华裔族群表达心声,争取权益的重要载体,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华裔文学。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在戏剧创作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被称为美国戏剧最杰出的声音之一,更被推崇为华裔乃至亚裔群体的代言人。黄哲伦创作力旺盛,他的创作生涯贯穿了华裔戏剧发展的整个三大浪潮,并且他的作品主题更是典型体现了三大浪潮的戏剧主题变化。由此从分析黄哲伦系列作品的主题变化来一窥华裔戏剧发展脉络无疑是个新鲜的视角。     

《吉姆爷》的宏大叙事解体

康拉德的《吉姆爷》从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两方面体现了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作品戏拟性的人物刻画消解了“大写的人”的理想主义信念;在叙事策略上,《吉姆爷》通过打破线性叙述时间,塑造词穷的叙述者和转换视角等方法,进一步颠覆了关于意义先验在场和理性至上等宏大叙事假定。     

《泄密的心》的听觉叙事研究

学界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泄密的心》是爱伦·坡的哥特式恐怖短篇小说,缺乏伦理关怀,充满了不可靠叙述。从听觉叙事的角度来看,该小说充满了听觉意象,主要事件都由听觉勾连起承,作者在故事世界中建构起了比“视觉空间”更大的“听觉空间”,其中的声音景观从可能世界理论看来,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真实性。这样,当我们将文本中的叙述者“我”当作文本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真实人物进行分析时,可以更好地阐释其中的伦理意义。叙述者“我”和老头身份的模糊化使该小说的伦理批评更具有普遍意义。叙述者“我”的幻听将自己的谋杀行径暴露是该文本正确的伦理取位的结果,符合了阐释社群的阅读期待。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消费叙事

消费话语处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本构成的重要位置。作品消费叙事的“故事”功能在于发动、引导农村土改运动,这一政治功能经由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得以体现。叙述距离方面,“讲述”主要集中于人物消费条件、处境和消费能力、水平的叙述,“展示”主要是以争夺、守护、占取和享拥消费资料（及与此相关的生产资料）为叙述对象的叙述。叙述投影方面,消费事件被分别置于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的观照、把握之下。叙述语态方面,消费话语的叙述者主要有作为隐含作者的故事外叙述者,作为故事旁观者的叙述者,直接出面的故事内叙述者（故事人物）,隐含故事内叙述者。作品调动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对关联于土改运动的消费现象进行艺术表现,也在较大程度上暗合了文学性要求。     

小说的知情叙述者及其叙事优势

知情叙述者,是对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关系进行考察而提出的概念,“他”与叙述对象有着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由此决定了他的知情身份,并区别于全知叙述者、隐含或显露叙述者,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性质和叙事作用。知情叙述者叙事,实际上是一种跨界叙事,不仅融合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长处,而且在叙述的可靠性及人称转换的便利性上表现出特有的叙事优势。     

电视叙事的角度问题

人称指叙述者以一个具体身份出场或发言,它代表或反映出电视叙事叙述者的态度;视角是叙述的焦点,是一部电视叙事作品看取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也是一部电视叙事作品希望被“看”的视角;视角转换是电视叙事透视人物行动的角度,是从两三个视点,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人物。只要把握了视觉与人物的关系,就可以自由转换。     

会话叙事标记“反正”的语用功能与语义缺省

基于自然会话叙事语料,以“反正”为例,通过对其共时平面使用模式的梳理,探究其在会话叙事中的叙事标记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叙事提醒、叙事例举、叙事总结、叙事证实、叙事坦白、叙事补述及叙述者语气调节等七种语用功能。“反正”的语用功能建立在主观交互的情态和意图性信息交换中,叙/受述者根据信息量大小,彼此产生针对故事事件的共情,以此交互会话与叙事信息,形成叙事共情的语义缺省现象。     

女性主义眼光下的《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是一部男性话语的叙事作品,小说中一些女性人物形象,在叙述者菲勒斯中心主义倾向的影响下,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或祭品。而以往的评论者却忽视了作者这一价值观对女性人物所造成的戕害．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面临着三大问题：“性”与“爱”的分离、身份缺失以及“阴茎羡慕”。     

论叙事作品中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

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不能将作品的作者等同于作品的叙述者、将作品中的叙述声音等同于作者的声音。二者的混同将给作者的创作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带来诸多弊端。叙述者是作者所创造的角色,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文本中所表现的方式与参与的程度,决定了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也决定了叙述文本的基本特征。     

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叙事策略浅析

文章从叙述模式、叙述者角色定位两个角度探讨了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的叙事策略一是探讨作品在叙事视角转换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灵动的叙事风格,二是从隐含作者、现实作者和叙述者三者的相互关系中阐释作者对叙述者的角色定位.     

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秦腔》叙述视角解读

在《秦腔》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放逐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叙述视角。小说以一个半疯半傻的青年农民——张引生为叙述者,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清风街乡民们生存和生活现状,表现城镇化对中国农村传统文明的冲击。但小说的叙述视角却不是单一和确定的：叙述者“我”的讲述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内聚焦视角也突破了“始终受限”的传统模式,不时具有了“全知全能”性,小说中的“我”有时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讲述故事,有时又作为缺席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贾平凹的《秦腔》无疑开启了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通过流年密集式的写法和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并寄予了作者对于一种“常”中之“变”的哲学思考和在这种变迁中的情感取向。     

论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的叙事技巧

《吉姆爷》是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最受推崇的一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第一部杰出的现代主义小说。小说中运用叙事技巧烘托、渲染主题思想,并把叙事技巧的创作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着重从两个方面探讨《吉姆爷》的叙事技巧艺术,一是多重叙述角度,主要包括全知全能叙述者的角度;马落的人性化判断叙述;白人次要叙述者与土人叙述者并存。二是时间移位叙事技巧,《吉姆爷》中多次使用时间上的跳跃来实现展开主题事件的目的。     

走向世界和走向自我：《新中国未来记》的叙事艺术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进行了大胆的叙事实验,包括对叙事时间、空间、视角的处理。《新中国未来记》中三维时间体的建构和时间流速的变化,显示出他在晚清变革浪潮中的思想困境和历史意识。小说中空间设定的焦点及散点背后也颇具文化意味,反映了近代都市的发展及近代文人“走出去”的世界意识。此外,小说有四层叙述者,多重隐身叙事者与现身叙事者并存,梁启超的自我主体性十分蓬勃,展现出对叙事的强大介入力,用以宣扬己见。通过对《新中国未来记》叙事策略的考察,可以从文本层面揭示梁启超文学正在努力摆脱传统叙事话语,走向世界文学领域的新特质。     

宗教感与现代性的悖论冲突——《尘埃落定》叙事视角分析

《尘埃落定》选择了麦其家的傻子二少爷为叙事视角展开叙述,但在实际的行文中我们发现,这个傻子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修辞策略,而并不具备傻子叙事的典型特点。作为叙述者的“傻子”具有全知全能叙事的特点,能知晓超越的时间、空间,并能通晓人的内心。傻子话语还具有多重性,他的话语表现为对话性质。傻子视角的神秘性和宿命性实则是藏族佛苯结合宗教传统的影响,而多重性又体现出现代性对民族文化的入侵。     

戏剧场面论

如果从“虚实”关系角度对戏剧台词、戏剧动作、戏剧空间与戏剧时间作一综合比较,我们便不妨将前两种戏剧元素称之为“实性元素”,把后两种元素称之为“虚性元素”。这样说根据何在？首先,从戏剧元素的构造看,台词和动作都占据着时间、空间,并在时空中得到实现,自然是实性元素了。在这里,时间、空间似乎禀有虚位以待,辅助台词与动作得以实现的功能。实性的台词和动作必须在“虚”的时间与空间里才能展开与实现。没有后者“虚位以待”,前者的展开与实现将是不可思议的。这就好比《道德经》上所精辟阐述的“虚实”、“有无”关系：“…     

修辞学：文学批评新思维

“修辞学”的全称是“小说修辞学”或“叙事修辞学”。它一方面继承了从柏拉图的《共和国》到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的有关叙事的传统理论;另一方面又大量吸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文论中有关叙事的新成果。修辞学关注的焦点在于一系列依据自然时间顺序的事件是如何被叙述组织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话语结构,其中包括了视点、人称、时间、节奏、结构、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等众多具体问题的讨论。与传统的文学理论相比较,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理论前提设置的抽象化,二是其研究对象的本体化。     

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中的叙事判断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围绕“帕特纳号沉船事件”和“布朗事件”展开,主人公对事件的阐释判断和叙述者们对事件多元的伦理判断,与读者对“确定性”的本能追求形成了充满张力与活力的辩证关系。康拉德通过多种叙述声音使读者审美预期受阻的同时也使其更积极地与文本进行双向对话,在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同时,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形式,实现小说在叙事形式、叙事伦理和审美意蕴上的交融和暗合。同时,从人物的阐释判断、叙述者的伦理判断以及读者的审美判断三方面对《吉姆爷》的叙事判断进行论述,也为詹姆斯·费伦的叙事判断理论提供了一种更清晰的阐释路径。     

从《新移民》到《花鼓歌》看黄哲伦创作思想的发展与转变

从《新移民》到《花鼓歌》,剧作家黄哲伦不管是在中国京剧元素的运用手法上还是在对华裔美国人身份属性的追求和探索上,他的创作思想都经历了很大的发展与转变。京剧运用手法的日益娴熟,反映了黄哲伦与族裔传统文化的关系由疏远变得亲近。此外,黄哲伦对华裔形象真实性的追求也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变,他对文化真实性追求的转变反映了他在构建身份属性态度上的转变。     

“整一性”的重复与逃逸——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两种结构

纵观现代主义及其以前的叙事文学,作品的结构无论是“隐喻”的纵聚合结构,还是“转喻”的横组合结构,都在空间或时间的线性发展层面保证故事的连贯性与整一性.《法国中尉的女人》在“转喻”的横组合结构下具有“隐喻”的纵聚合结构,但是这两种结构在各自方向的重复中,因为故意设置的叙事“链条”的断裂,逃逸了整一性与连贯性,彰显了后结构主义的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