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四海”与“九州”构成了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早期天下观,“四海”作为“九州”的边界,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密切相关。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使“四海”一词同时具有“四方”“四夷”“天下”等多重地理含义。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与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促进了“四海一统”天下观的演变,以及对“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随着“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四海一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与文化精神。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浅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亦即政治上的一统和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大一统”思想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是在民族心理的深层建构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和养成的一种民族心理与感情,是团结、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动体现。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思想来源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兼采诸家之长,吸纳、融合了墨、法、阴阳等家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时代特征。“大一统”理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顺应了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由此,在汉代政治初步实现“大一统”的同时,也逐步实现了思想的“大一统”。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基础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这在《公羊春秋传》中得到集中体现汉武帝通过对“公羊学”的推崇,使“大一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旋律。（《汉书·武帝纪》）中,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天人三策”的奏章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因此他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用思想的统一来维持天下一统儒学“大一统”的观念还有国家领土统一的意义。“大一统”的本意是说以统一为纲,以确立有序的社会制度来达到治平天下的目标为大孔子一生向往、歌颂、寻求“一匡天下”的“大一统”,这种理想就落实在他所编写的《春秋》一书中．也许用少数民族政治家对于儒家“大一统”的理解,更有助于说明问题。“和而不同”和“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大一统”使得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宁失藩服,毋损郡县”：中法战争与晚清国家观念的变迁

＂宁失藩服,毋损郡县＂是清政府在地缘政治变化下的战略调整,是在华夷秩序瓦解后晚清＂国家＂观念的重大转变。正是在＂宁失藩服,毋损郡县＂影响下,＂大一统＂的边际与＂中国＂的边缘日趋统一;传统的＂一统天下＂、＂一统四夷＂观念,向稳定、维护多民族国家的＂一统＂观念转变。由此,＂中国＂观念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进行了调适,即认同的＂中国＂不再是文化上的＂天下一统＂,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体。     

先秦时期多维“天下观”述论

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包含了自然地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含义。自然地理视域下的“天下观”,主要体现在《山海经》对天下的解读、时人对“大九州”和狭义“九州”的阐释上,特点是虚实结合,尤其是“九州”天下观表达了天下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政治视域下的“天下观”,表现为以“天下”形容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以畿服制的方式呈现天下秩序,体现了“天下观”是包含“多元性”的大一统;文化视域下的“天下观”,则要求通过“礼”文化将“中国”与“四夷”共同统一于天下,以“礼”拓展华夏的文化空间。先秦时期“天下观”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的起点,从此,“天下观”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因俗而治”型政区:中国历史上“一体”与“多元”的空间互动

任何政权条件下的行政区划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表现,是为当时的统治集团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提供组织保障的空间格局。古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对大一统政治结构的持续追求,正是这一追求导致了其政治统治区域内多元性的存在。“因俗而治”型政区的存在、发展和演变,为“政治一体”与“社会多元”的互动提供了空间构架,也使“一体”与“多元”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实际的共生关系。     

"华夷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对治理东北边疆的影响

“华夷一统”思想是在“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完善于以后历代王朝。在治理东北边疆过程中,“华夷一统”思想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起到了消极作用。     

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兼论“炎黄”、“华夏”两实体之形成

“一统”和“大一统”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渊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内容丰富,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有时更占重要地位。“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使人们具有自豪感和自信心,因而是无比的精神力量。它     

“多元团结”到“多元一体”的转变逻辑及当代价值——基于费孝通民族研究脉络的探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关键。本文先从费孝通和顾颉刚的学术争论谈起,梳理了费孝通从早期“国家一统多元民族”到后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张转变的过程和逻辑。具体而言,费孝通早期认为,民族是“多元”的,但是,这种“多元”本质上是文化的“多元”,不具有政治属性。因此,他主张通过保障各民族政治平等来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一统。在将历史变迁和民族关系的视角带入后,他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不同民族“分分合合,合之又合”,形成了一个实体的、多层次的中华民族。“多元融合成一体,一体包含多元”。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并不是为了理论构建而构建的,而是基于民族关系视角对中国整体社会历史变迁的概括和凝练。此种主张转变,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启示。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与“聚人之道”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主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维系统一和安定天下的保障；提出天下发展的方向是“大同”，向往各民族兼容并包、和谐共处；揭橥“大一统”的根本在于保民安民。在元末乱世，刘基深入思考长治久安的治理方略，热切追求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扶翊明朝实现了“大一统”的格局，并提出了“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的一套凝聚、安定百姓的“聚人之道”。     

从“嵌入耦合”到“形影不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的逻辑进路

基于过程视域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互构事实,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贯穿以实现思想领导的必由之径。循着过程视域的展开逻辑,作为社会治理过程的“先在结构”,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确立价值导引、奠定价值共识、储备主体条件的重任;在运行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转化为“软治理”方式、融入其他社会治理活动以及嵌入社会治理评估过程来实现运行过程的共轨贯穿;治理过程结束后,思想政治教育应树立起阐释、宣介和研究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的自觉意识和独特视角。通过嵌入式贯穿到“形影不离”的逻辑进路,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的实践目的。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元代国家语言治理

语言治理是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并行的治国方略,是解决稳定和发展的国家手段。元代的国家语言治理采取“内蒙外汉”的“双语文”制度,该制度型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语言融合景观。元代国家语言治理是“大一统”政治实践的结果,“因俗而治”“分而治之”“宜施于用”等治理方式,其核心是奉行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多元文化政策,这客观上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发展。     

董仲舒“三策”与大一统政治文化

董仲舒“三策”与大一统政治文化刘汉东大一统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思想理论体系中有着重大影响和巨大作用的这一观念．虽然早就已经产生，到董仲舒时已经“发育”成熟，不过，董仲舒作为大一统观念的奠定者．...     

“大一统”思想的缘起、重识与重构

“大一统”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缘由，在其发展与变革的过程中，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本文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分析方法从历史必然性的视角回顾“大一统”思想的缘起，从“大一统”思想的变革与实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对“大一统”思想的反思与重构等三个方面予以分析、阐释。     

董仲舒政治哲学蠡测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政治原则，而董仲舒却从哲学的深层为其寻找最高、最权威的存在根据。为了维护大一统，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变而有常”、“德主刑辅”、“统一思想”等一整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借鉴意义的治国方略，并使之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     

论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从形上层面而言,是沿着《公羊传》从“王正月”到“大一统”的思维路径,提出了天下一统于新王,王一统于天,天一统于元的“立元正始”思想;从形下层面而言,则是继承了《公羊传》的尊王思想,提出了以王为本始和正王的“立王正始”说。